三国东吴后期，政局动荡，权臣更迭。其中，丞相濮阳兴的人生轨迹尤为跌宕——他曾是吴景帝孙休最为信赖的托孤重臣，最终却落得流放途中被杀、三族被灭的凄惨下场。这背后，不仅是一场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东吴末年政治信任崩塌、权力斗争残酷的缩影。
濮阳兴，字子元，陈留人士。其父于汉末避乱南渡，定居江东。濮阳兴早年出任上虞县令，后因才干升任尚书左曹。在吴蜀恢复邦交的重要时刻，他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汉，外交表现突出，回国后即被擢升为会稽太守。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孙休受封琅琊王时期。因与封地太守不睦，孙休请求迁居，朝廷遂安排其移居会稽。正是在这里，孙休与当时的会稽太守濮阳兴、以及亲信张布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段地方上的交往，为濮阳兴日后步入权力核心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太平三年（公元258年），权臣孙綝发动政变，废黜吴主孙亮，迎立孙休为帝。孙休即位后，对旧友濮阳兴格外器重，先后任命其为太常、卫将军，封外黄侯，委以军国重任。
然而，权力的考验随之而来。永安三年，朝廷商议修建丹杨湖田与浦里塘水利工程。多数官员认为工程浩大、成效难料，但濮阳兴力主推进。工程启动后，征调大量士兵民夫，却因组织不善、条件艰苦，导致“死者无数，逃者不绝”，民间怨声载道。此事成为濮阳兴执政的一大污点，也为其日后失势埋下了隐患。
不久，濮阳兴升任丞相，与掌管宫禁的张布内外呼应，权倾朝野。孙休因念旧恩，将国事大量委托二人，却引得朝臣失望，认为皇帝任人唯亲，非治国之福。
永安七年，孙休病重，召濮阳兴入宫，将太子孙𩅦（音“湾”）郑重托付于他，希望其辅佐幼主，稳守江山。然而，孙休驾崩后，面对蜀汉新亡、交趾叛乱的内外局势，以濮阳兴、张布为首的执政集团，出于“国宜立长君”的考虑，动摇了。
此时，乌程令万彧向濮阳兴等人极力推荐乌程侯孙皓，称其“才识明断，守法好学，有长沙桓王（孙策）遗风”。在万彧的游说下，濮阳兴与张布最终说服朱太后，废黜孙休嫡子，迎立二十三岁的孙皓为帝。这一决定，彻底背弃了孙休的临终嘱托，也改变了东吴的命运走向。
孙皓即位初期，对濮阳兴、张布这两位“拥立功臣”礼遇有加，加授濮阳兴为侍郎，兼青州牧。然而，新帝的猜忌之心很快显露。万彧因与二人争权，向孙皓进谗，称濮阳兴、张布私下对迎立新帝之事深感后悔。
这正中了多疑残暴的孙皓下怀。他随即下令将二人收捕，流放广州。这流放实为死刑的缓刑——孙皓派人在途中截杀，最终将濮阳兴与张布处死，并夷灭其三族。一位曾位极人臣的丞相，就此以最惨烈的方式谢幕，其家族亦随之湮灭。
纵观濮阳兴的一生，其成败皆系于“信任”二字。他因与君主的私谊而登上权力高峰，又因背弃政治承诺而坠入深渊。他的选择，固然有当时局势的考量，但失信于先帝托孤，不仅导致其身败名裂，也间接将东吴推向了一位暴虐之君的手中，加速了国家的衰亡。这段历史，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