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2年，东吴太傅诸葛恪在魏吴边境的东兴地区修筑大堤，并筑两城，意图加强防御。这一举动引起了曹魏方面的警觉，认为这是东吴的挑衅。同年冬天，曹魏权臣司马师决定发兵七万，分三路进攻东吴，意图摧毁新建的东兴防线，史称“东兴之战”。然而，这场战役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魏军以司马昭为都督，率领胡遵、诸葛诞等将领进攻东兴。吴军方面，诸葛恪亲率四万援军昼夜兼程赶赴前线。时值严冬，天降大雪，魏军将领认为吴军援军难以快速抵达，戒备松懈。然而，诸葛恪命令先锋丁奉率三千精锐，脱去重甲，轻装疾进，乘船冒雪突袭。丁奉部上岸后，发现魏军正在营中聚会饮酒，便果断发起冲锋。魏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将领当场战死，士兵溃散，争渡浮桥逃生，浮桥因超载断裂，落水及相互践踏而死者数以万计。魏军军械粮草，损失殆尽。
这场惨败对曹魏政权产生了立竿见影且极其深远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是最高权力层的动荡。战败消息传回洛阳，当时实际掌控朝政的大将军司马师难辞其咎，他不得不下诏自责，并将战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其弟、担任都督的司马昭。司马昭因此被削去新城乡侯的爵位，声望遭受严重打击。这成为司马家族掌控权力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更深层次的影响则渗透到了社会礼制层面。由于魏军伤亡极其惨重，“死者数万”，以至于出现了“棺材不够，葬礼无期”的极端情况。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传统的丧葬礼制无法施行。朝廷被迫进行权变，司马昭下令丧事从简，并规定守丧期间可以不禁止婚嫁和仕宦。这一“东关故事”（东兴亦称东关）成为后世在遭遇重大灾难、战乱时，调整丧葬礼制的重要先例。东晋时，温峤就曾援引此例，因外敌入侵而未能为母亲送葬；永嘉之乱后，王敦也引用过这一典故。可见，东兴之战的影响已超越军事范畴，成为了一种特定的政治与文化符号。
东兴之战在历史上被视为曹魏对吴作战的一次标志性失败。数年之后，当扬州刺史文钦与镇东将军毌丘俭起兵讨伐司马师时，他们在檄文中将东兴之败列为司马师的第十一条大罪，并痛斥：“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致使贼来，天下骚动，死伤流离。” 这固然是政敌的攻击之辞，但也从侧面印证了此战损失之巨、影响之坏，已成为司马师政治生涯中难以洗刷的污点。
从三国鼎立的宏观战略来看，东兴之战极大地鼓舞了东吴的士气，稳固了诸葛恪的地位，使得吴国在之后一段时间内采取了更积极的进攻态势。相反，曹魏则被迫转入战略守势，暂时中止了大规模南征的计划。这场战役也暴露了司马家族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间接促使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在后续的执政中更加注重巩固内部权力，为后来的淮南二叛、三叛乃至最终的魏晋嬗代埋下了伏笔。可以说，东兴之战是三国后期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如同一块投入水中的巨石，其涟漪持续扩散，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