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吉林集安的一次普通道路修缮，竟意外揭开了尘封千年的历史谜团。1906年，当地乡民在施工时，挖出一块赭红色的石英粒岩残碑。碑体虽仅存左上角，但其表面光洁，隶书字体遒劲古朴，凿刻工艺精湛。经学者考证，这正是失传已久的曹魏安邑侯平定高句丽纪功碑。碑文虽残缺不全，但结合《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的记载，可以确定这场战役的主帅，正是三国后期曹魏的杰出将领——毋丘俭。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公孙家族趁机割据辽东，威震周边各族。此时的高句丽已立国一百八十余年，疆域涵盖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大片土地。初期双方关系尚可，高句丽甚至曾出兵协助公孙氏剿灭山贼。然而，公元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即位时，其兄拔奇在公孙度支持下起兵夺位，最终兵败身亡。这一事件，为双方关系埋下了深重的隐患。
公孙氏若想逐鹿中原，必须先稳固后方，清除高句丽这一潜在威胁；而高句丽要实现独霸辽东的野心，也必须搬开公孙氏这块绊脚石。双方各怀心思，相互戒备。但当时高句丽国力尚弱，主要采取守势，静待时机。公元209年，矛盾彻底爆发，辽东太守公孙康（即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首级献给曹操者）大举兴兵，一举攻破高句丽都城，焚毁村落，迫使高句丽将都城迁至易守难攻的山城丸都（今吉林集安山城子）。
惨败之后，高句丽痛定思痛，开始效仿春秋时期的“远交近攻”策略，积极与东吴、曹魏建立外交联系。公元233年，孙权派遣使团前往辽东，欲与公孙渊（公孙康之子）结盟抗魏。不料双方谈判破裂，公孙渊斩杀吴使，使团中数人逃至高句丽，诈称奉孙权之命前来交好。高句丽遂与东吴一度关系密切。
曹魏自然不会坐视这种联盟形成，不断遣使施压，迫使高句丽与东吴断绝往来。与此同时，魏国西南战线因诸葛亮逝世而压力骤减，得以腾出手来收拾桀骜不驯的公孙渊。公元237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水陆并进，征讨辽东，并要求高句丽出兵协助。高句丽视此为复仇良机，立即派遣主簿大加率领数千精兵助战。数月后，襄平城破，公孙渊败亡，其势力土崩瓦解。曹魏顺势收复乐浪、带方二郡，设立平州，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全面掌控辽东局势。
公孙氏覆灭后，高句丽东川王见曹魏深陷与吴、蜀的战争，且内部司马氏与曹氏斗争激烈，便趁机屡犯辽东边城，并取得一些小胜。大臣沛者得来以死相谏，警告国王勿要触怒曹魏，以免招致亡国之祸，但东川王置若罔闻。
待西南战事稍缓，魏帝曹芳即刻任命熟悉辽东情况的毋丘俭为主帅，率军东征。公元246年，毋丘俭统领万余步骑，东出玄菟郡，直指高句丽。东川王亲率两万余众迎战于沸流水，双方在梁口（今吉林通化江口村附近）展开决战。魏军布下方阵，大破高句丽军，斩首数千级。
东川王率残部退守丸都城。毋丘俭审察地形，发现城西北山势陡峭而守备薄弱，于是采取声东击西之策：正面佯攻，同时挑选精锐士卒攀崖而上，奇袭成功，一举攻破丸都山城。据史书记载，魏军破城后，“屠丸都”，唯独对忠臣沛者得来的家族予以赦免，“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此后，毋丘俭再度挥师征讨，东川王仓皇逃往买沟（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魏将王颀率军穷追不舍，穿越沃沮族领地千余里，直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东川王在逃亡途中郁郁而终。两次征讨，曹魏共迁走高句丽人口数千，将其安置于内地。
毋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前所未有的一次深远经略。曹魏的势力范围一度扩展至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并入乐浪、带方二郡。此战使高句丽遭受近乎毁灭的打击，在此后四十余年间，不敢再犯辽东，并持续向魏、晋王朝遣使朝贡，保持了长期的臣属与和平关系。这段惊心动魄的征服史，比唐朝最终灭亡高句丽，足足早了五百余年，充分展现了三国时期中原政权对边疆地区的强大控制力与军事投射能力。历史的尘埃中，那块残破的纪功碑，至今仍在无声诉说着这场决定东北亚格局的关键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