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舞台上，孙权作为东吴的开国君主，以其政治手腕和守成之能闻名。然而，与他在政治上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屡次亲征却战绩不佳的军事经历。尤其是两次统帅十万大军却铩羽而归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孙十万”这一略带戏谑意味的绰号。这个称呼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与战略失误？
公元215年，孙权亲率十万大军北上，剑指曹魏战略要地合肥。此时合肥守军仅有张辽、乐进、李典率领的七千人，兵力对比极为悬殊。这场看似毫无悬念的战役，却因张辽的勇猛果敢而彻底逆转。
战事之初，张辽精心挑选八百勇士组成敢死队，趁夜突袭吴军大营。他身先士卒，高呼己名，一路冲杀至孙权麾盖之下。孙权被这突如其来的猛攻吓得仓皇逃至高处，以长戟自卫，不敢应战。张辽在吴军阵中如入无人之境，斩杀数十人及两员将领后安然突围，极大地打击了吴军士气。
此后十余日，尽管兵力占据绝对优势，孙权却始终无法攻克合肥。最终只得下令撤军。然而撤退途中又遭张辽追击，吴军溃不成军，孙权本人也险些被俘，幸得部将凌统率三百死士拼死护卫才得以脱身。此战不仅让孙权颜面尽失，更成为三国时期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公元234年，孙权再次集结大军，号称十万之众，进攻曹魏的新城。这一次，曹魏方面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应对策略。征东将军满宠本想率军救援，但谋士田豫提出了更高明的计策。
田豫认为，东吴如此兴师动众，其真实目的可能并非仅仅攻取新城，而是企图以攻城为饵，引诱魏军主力出战进行决战。他建议采取以逸待劳之策：放任吴军攻城，待其久攻不下、士气疲惫之时再出击，必能大获全胜。魏明帝采纳了这一建议。
果然，孙权大军在新城之下久攻不克，士兵渐显疲态。得知曹魏识破其计谋且严阵以待后，孙权不得不再次下令撤军。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而来，最终却只能无功而返，这第二次大规模出征的失败，进一步固化了孙权不擅攻战的形象。
深入分析孙权的军事失利，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人能力。与曹操、刘备这两位在乱世中摸爬滚打、亲历无数战阵的对手不同，孙权继承父兄基业时年纪尚轻，缺乏一线作战的历练。他的长处在于权术制衡与政权守成，而非战场冲杀。
从战略层面看，东吴的军事优势在于水军与防御，其核心利益是保有江东，而非积极扩张。孙权的两次大规模北伐，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东吴的战略能力范围。合肥与新城皆为曹魏经营多年的坚固据点，易守难攻，东吴军队在攻城战方面本就存在短板。
此外，孙权用兵有时显得过于谨慎而又缺乏决断。合肥之战中，面对张辽的突击他惊慌失措；新城之围时，又因曹魏改变策略而轻易退兵。这种犹豫不决的指挥风格，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往往是致命的。
“孙十万”这个绰号，虽然源于两次具体的战役，却深刻反映了孙权军事生涯的某种特质。与兄长“小霸王”孙策凭借少量兵力横扫江东的传奇相比，孙权手握更多资源却难获大胜，这种反差尤为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孙权并非毫无战功。在其执政期间，东吴成功抵御了曹操南征，赢得了赤壁之战；通过吕蒙偷袭荆州，擒杀关羽；在夷陵之战中击败刘备。但这些关键胜利多是在他人指挥或策划下取得的。当孙权亲自挂帅、试图开疆拓土时，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历史评价应当全面。孙权在政治上的成熟与稳定，确保了东吴政权在乱世中长达数十年的存续与发展。他的军事才能或许不及曹操、刘备，但其治国理政、平衡内外、培养人才的能力，同样值得肯定。“孙十万”的绰号，更像是一个聚焦于其军事短板的特定历史标签，而非对其一生的全面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