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传说与文学演绎中，单雄信常被塑造成一位义薄云天、誓死不降的悲情英雄。他与瓦岗旧部徐世勣、程咬金等人的生死情谊，以及最终被李世民处决的结局，构成了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故事。然而，拨开演义的重重迷雾，真实历史中的单雄信之死，远非“宁死不屈”四字所能概括。这背后，实则是一场关于忠诚、品性与政治考量的深刻抉择。
在《隋唐演义》等文学作品中，单雄信因兄长被李渊所杀，加之身为王世充之婿，故而对李唐心怀死仇，被俘后慷慨赴死，只饮程咬金送行酒，场面悲壮。然而，据《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记载，情况恰恰相反。被唐军俘获后，单雄信并非不求生，而是时任秦王、主帅的李世民，力排众议，执意要将其处死。其瓦岗旧友、已归顺唐朝的徐世勣（后赐名李勣）曾竭力向李世民求情，甚至愿以自家官爵赎其性命，但遭到李世民的坚决拒绝。最终，徐世勣割股肉以飨单雄信，践行“义同生死”之诺，单雄信坦然食之，随后被斩。这一情节，凸显的并非是单雄信的“不屈”，反倒是徐世勣的“重义”。
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认为，李世民杀单雄信是出于私怨。据载，早年两军交战时，单雄信曾挺槊直取李世民，几乎将其刺于马下，幸得尉迟恭及时救驾。李世民固然记仇，但他更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善于纳谏、重用敌酋的雄主。其麾下如魏征、尉迟恭等，皆曾是其死敌。若单雄信仅因战场旧怨而被杀，理由似乎并不充分。李世民的真实考量，更深植于对单雄信其人品性与政治立场的判断。
要理解李世民的决断，必须将单雄信与其旧友徐世勣进行对比。两人的行为轨迹，揭示了“忠诚”二字在乱世中的不同诠释。
首先，在瓦岗寨内部权力更迭的关键时刻，两人的表现天差地别。当李密设计诛杀原首领翟让时，作为翟让心腹的徐世勣奋力反抗，身受重伤；而单雄信却当即跪伏于李密面前，表示归顺。此举虽保得性命，却让李密的谋士房彦藻评价其“轻于去就”，建议除掉，为日后埋下了信任危机的种子。
其次，在重大失败后的选择上，两人更是背道而驰。瓦岗军溃散后，徐世勣审时度势，归附李唐。他处理归顺事宜时，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品德：他将所辖地区的户口、土地册籍先呈给旧主李密，由李密转献李渊，以示不忘故主之恩。此举令李渊大为感动，赞其为“纯臣”，从此恩宠有加，赐予国姓，委以重任。
反观单雄信，在战败后却投奔了李唐的劲敌王世充，并被招为驸马。这在讲究“忠臣不事二主”的古代价值观中，尤其是在已有效忠对象（李密）后又投靠敌方，被视为严重的“贰臣”行为，甚至是“投敌”。
对于志在天下、正处创业阶段的李世民而言，人才的品德可靠性，有时比其勇武更为重要。单雄信勇猛善战，确为一员虎将，但其历史上“轻于去就”、两度易主（从李密到王世充）的记录，让李世民无法信任。在李世民看来，一个能在旧主危难时轻易倒戈，又能在失败后投靠敌方核心阵营的人，其忠诚度是脆弱的。今日可降唐，难保他日形势有变时不会再次反叛。
此外，单雄信已深度绑定王世充集团（身为驸马），其政治身份特殊。若留其性命，等于在王世充旧部中保留了一个潜在的精神核心，不利于新政权的消化与稳定。处决单雄信，是对所有归降与未降之敌的一个明确信号：大唐需要的是如徐世勣般德才兼备、忠贞不二的“纯臣”，而非反复无常的枭将。这既是整肃纪律，也是树立新的政治伦理标杆。
因此，李世民杀单雄信，绝非一时意气或简单报复，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政治清算。它基于对单雄信个人历史的评估，出于对新王朝队伍纯洁性与稳定性的长远考虑。这一事件，也清晰地反映了李世民在用人上的核心原则：才可用，德必察；纳降虽广，底线犹存。在天下初定的关键时刻，一个可靠的政治符号，其价值远胜于一名难以驾驭的猛将。单雄信的悲剧，正是其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帝王心术碰撞下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