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由乱入治的五代宋初之际，一位人物以其非凡的学识、稳健的政风与卓越的史笔，在动荡的时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便是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北宋四朝，最终官至宰相，并主持编纂了二十四史之一《旧五代史》的薛居正。
薛居正，字子平，生于912年。他于后唐清泰二年（935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时期，薛居正以其端方的操守和务实的才干，先后得到后晋、后汉、后周统治者的任用，历任谏议大夫、刑部郎中等要职。进入北宋后，他更受宋太祖赵匡胤的赏识，累迁至参知政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即宰相之职，晚年加授司空，位极人臣。
他的为政风格，史书多以“宽简”、“不苛察”来形容。他并非以锐意改革或权术机变著称，而是以持重守成、稳定朝局见长。例如，在任职期间，曾有朗州溃兵作乱，监军使怀疑城內千余僧侣与之勾结，意欲尽数捕杀。薛居正并未贸然同意，而是暂缓处理，后乱事平定，证实僧侣无辜，从而避免了一场滥杀惨剧。此事充分体现了他的仁厚与审慎。
薛居正青史留名，与其政治成就相比，其文化贡献或许更为璀璨永恒。北宋开国后，为总结刚刚过去的五代十国这段混乱历史，宋太祖下诏编修前代史。薛居正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四朝亲历者的身份，被任命为监修，主持编纂工作。
在他的统领下，编修团队充分利用了各朝实录等一手史料，迅速成书150卷，这便是《旧五代史》。该书史料翔实，记述详尽，为后世了解那段“天地闭、贤人隐”的复杂时代提供了最核心的文献基础。尽管后来欧阳修重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但薛居正主持编纂的这部史书，其原始史料价值始终不可替代，并在清代被重新辑出，稳居正史之列。此外，薛居正本人亦好读书，文思敏捷，著有《文惠集》三十卷，可惜未能完整流传后世。
薛居正为官处世之道，曾与宋太祖赵匡胤有过一番深刻的探讨。太祖曾感慨，古来君臣多因不能尽行其道而遗祸子孙，他欣赏唐太宗纳谏的雅量，但更认为“不如自己不做错事，使别人没有指责”。这番对话，实则是君主对臣子“慎终如始”、“忠正保全”的期许。
薛居正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点。与他同期或稍晚为相的沈伦、卢多逊，后来皆遭贬谪流放，唯有薛居正得以善终，死后配享太宗庙庭，并被列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时人认为，这正是他恪守臣道、品行方重的福报，应验了太祖当年的议论。他去世的原因也颇具时代特色——因服用丹砂中毒而亡，这反映了当时上层社会对道教养生的普遍追求，也为其生平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
对于薛居正的历史评价，历代多以褒扬其德行和器度为主。北宋名臣范纯仁赞其“惟孝惟忠，其人如玉”。史学家曾巩称他“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读书，为文敏赡”。元代脱脱在《宋史》中也肯定其“风度瑰伟，操行方正”。
然而，后世史家如南宋吕中也指出，北宋初年的宰相如薛居正、沈义伦等，因多是前朝旧臣，行事往往“稍存形迹”，风格偏向保守持重，属于“自守之相”。这种评价，既点出了他作为过渡时期政治家稳健的特点，也道出了其在开创性方面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在从混乱走向秩序的时代转折点上，薛居正这样一位能够维系稳定、守护文化、善始善终的人物，其价值不容低估。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一位关键的历史记录者，其个人命运与不朽史著，共同镶嵌在了华夏文明传承的脉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