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20年，即前赵光初三年六月，关中大地暗流涌动。一场因前赵皇帝刘曜诛杀部将而引发的连锁反应，迅速演变为席卷氐、羌、巴、羯等多族的大规模起事。巴酋句渠知被推举为首领，建立政权，自称“大秦”，并改元“平赵”，公开与前赵分庭抗礼。这场被后世史家称为“赵平大秦之战”的冲突，不仅考验着新兴前赵政权的稳固性，更深刻影响了十六国初期关中地区的民族格局与权力平衡。
事件的导火索源于前赵内部的猜忌与清洗。刘曜因怀疑部将解虎、尹车与巴酋句徐、厍彭等人暗中联合，果断采取行动，诛杀相关人等五十余人。然而，这种高压手段并未带来安定，反而激起了巴族民众的强烈反弹。长期聚居关中的巴人，推举素有威望的句渠知为首领，迅速集结力量，并建立“大秦”政权。“平赵”年号的启用，鲜明地表达了其推翻前赵统治的政治目标。一时间，关中地区各族长期积累的矛盾被点燃，氐、羌、羯等族纷纷响应，前赵在关中的统治岌岌可危。
面对蜂起的叛乱，前赵朝廷一度陷入恐慌。刘曜本欲以更严厉的镇压手段应对，但此举遭到了大臣游子远的坚决劝阻。游子远富有政治远见，他认为单纯武力镇压只会激起更广泛的反抗，提出应以招抚分化为主、军事进剿为辅的策略。刘曜最终采纳了其建议，并任命游子远为车骑大将军，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全权负责平叛。
游子远迅速展开行动。他首先建议刘曜颁布赦令，宣布对大多数被裹挟的民众不予追究，这一政策有效瓦解了起义队伍的凝聚力。随后，他率军进击，首先攻破了巴氐句氏据守的战略要地阴密（今甘肃灵台西），取得了关键性胜利。此后，陇右地区的氐羌首领虚除权渠虽自立为秦王，企图割据，但在游子远步步为营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也最终被平定。游子远成功地将军事打击与政治安抚相结合，为前赵稳住了关中局面。
此战的结局，深刻依赖于两位核心人物的决策与能力。
刘曜作为前赵君主，其性格复杂多面。他出身匈奴贵族，自幼被汉赵开国皇帝刘渊收养，文武兼备，不仅博览群书，更是一位能“洞穿厚铁”的神射手。早年经历坎坷，磨砺了他果敢甚至有时略显猜忌的性格。在平定大秦之战中，他最初的反应是愤怒与强硬，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在关键时刻听取游子远的逆耳忠言，转换策略，展现出作为决策者的弹性与用人不疑的魄力。这场胜利巩固了他的权威，也为前赵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游子远则是这场平叛行动的直接执行者与最大功臣。他深谙“攻心为上”的道理，在十六国那个各族混战、屠杀常见的时代，他能提出以招抚分化为先导的策略，显得尤为明智。他的成功不仅在于战场上的胜利，更在于通过政治手段，将一场可能燎原的民族大火控制并熄灭，避免了关中地区陷入更持久的战乱与人口凋敝。他的作为，体现了卓越的战略家与政治家素质。
赵平大秦之战的胜利，其影响是多重而深远的。最直接的影响是，前赵政权通过游子远的成功运作，基本扑灭了关中地区氐、羌、巴、羯等族的联合反抗，使建立不久、根基未稳的政权得到了关键性巩固。刘曜因此更加信任和重用游子远，君臣合力，暂时稳定了关中局势。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这场战争是十六国时期胡汉政权与关中土著民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与解决尝试。它揭示了单纯依靠军事威慑无法实现长治久安，有效的民族政策与政治怀柔至关重要。然而，这种稳定是脆弱的，前赵政权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复杂的民族与社会矛盾。数年后，前赵便在与其他政权（如后赵）的争霸中衰落。关中地区，继续在战乱与融合的循环中颠簸前行，直至更强大的政权出现，才迎来新的秩序。
这场如流星般划过历史天空的“大秦”政权，虽然昙花一现，却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它不仅是句渠知等巴族豪帅争取生存空间的奋力一搏，也成为了考验前赵统治者政治智慧的一道难题，其过程与结果，为后世研究十六国民族关系与统治策略，留下了深刻的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