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20年，前赵都城长安风云突变。一场由内部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几乎动摇了这个新兴政权的根基。这场被称为“赵平大秦之战”的军事行动，不仅考验着前赵皇帝刘曜的统治智慧，更成就了一位谋臣的远见卓识。
前赵光初二年（319年），刘曜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此时的关中地区，虽为帝王之基，却远未安定。前赵政权统治区域有限，经济实力尚弱，其首要任务在于稳固内部、安抚各族。然而，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正在涌动。
光初三年六月，一场阴谋浮出水面。前赵将领解虎与长水校尉尹车，暗中勾结巴族酋长句徐、厍彭，意图谋反。事情败露后，刘曜果断处决了解虎与尹车，并将句徐、厍彭等五十余人囚禁于阿房宫，准备一并诛杀。此时，光禄大夫游子远挺身进谏，认为滥杀只会激化矛盾。盛怒之下的刘曜非但不听，反将游子远视为同党，将其囚禁，并下令将已处决者的尸体暴弃示众。
这一系列严酷的镇压措施，如同火星溅入干柴。关中的巴族民众群情激愤，迅速集结反抗。他们推举酋长句渠知为首领，句渠知自立为“大秦”皇帝，改元“平赵”，公开与前赵政权分庭抗礼。一时间，四山的氐、羌、巴、羯等各族纷纷响应，聚众达三十余万，关中大地陷入空前混乱，前赵政权危在旦夕。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刘曜下令全城戒严，准备御驾亲征。此时，仍被囚禁的游子远再次上书进言。他深刻指出，叛乱之所以蔓延，根源在于“严刑酷法，人心未附”。若一味武力清剿，只会迫使各族结为死敌。他提出了“剿抚并用，恩威并施”的核心策略：对顽固首恶坚决打击，对胁从民众广施仁政，如此方能从根本上瓦解叛乱。
刘曜在危急关头，终于展现了帝王应有的气度。他不仅赦免了游子远，更采纳其全部建议，任命他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全权负责平叛，并随即大赦天下以收拢人心。
游子远受命后，并未急于求战。他率军进驻雍城，首先发布安民告示，宣布只追究首恶，胁从不问。此策一出，效果立显，前来归降者络绎不绝，达十余万之众。随后，他移师安定，当地叛军望风归附。此时，唯有句渠知的宗族党羽五千余家，退守阴密负隅顽抗。游子远果断发动进攻，彻底歼灭了句氏势力，拔除了叛乱的核心。
平定关中后，更大的挑战出现在陇右。上郡地区的氐、羌部落十余万人，在其首领虚除权渠的率领下，占据险要，自立“秦王”，拒不归顺。游子远率军进逼其营垒，虚除权渠率部迎战，却五战五败。连番失利后，权渠意欲投降，但其子伊余年轻气盛，坚决主战，并亲率五万精锐，于清晨向游子远大营发起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部将纷纷请战。游子远却冷静分析，认为伊余挟连胜之威，士气正盛，此时应避其锋芒，坚壁固守。他观察到伊余因连胜而骄，营寨防备松懈。于是，游子远当夜组织精锐部队发动突袭。毫无防备的伊余军大败溃散。消息传回，虚除权渠深知大势已去，依照羌族表示彻底臣服的最高礼节——“披发割面”，率部归降。
至此，波及整个关中与陇右、震动前赵政权的大规模叛乱，被彻底平定。刘曜依游子远之策，封虚除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并将其部众二十余万分批迁至长安周边安置。原本势力最强的西戎部落归附后，其余各族莫不望风臣服，前赵的西境从此获得了较长时期的稳定。
这场平叛之战，堪称十六国时期一次经典的政治军事案例。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在民族关系复杂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镇压往往适得其反，唯有刚柔并济、善抚人心，方能实现长治久安。游子远的战略眼光与刘曜最终的从善如流，共同挽救了前赵政权，也为后世处理民族问题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