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刘备虽为汉室宗亲，早年却颠沛流离，直到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才得以占据荆益，建立蜀汉基业。然而，夷陵一战，蜀汉元气大伤，刘备也在白帝城将未竟的事业与年幼的刘禅，一同托付给了诸葛亮。
诸葛亮受托孤之重，夙兴夜寐，为蜀汉鞠躬尽瘁。其《出师表》字字恳切，读来令人动容。然而，天不假年，诸葛亮最终病逝于第五次北伐的征程中，地点正是五丈原。关于其身后事，民间多有“七星灯续命”等传说，但更符合史实与逻辑的是，诸葛亮在临终前已对军国大事做了周密安排，其中就包括秘不发丧，以稳定军心，防止司马懿趁机追击。因此，刘禅在诸葛亮死后未立即大张旗鼓地发丧，并非出于个人情感，而是遵循丞相遗命，是出于国家安危的战略考量。
诸葛亮逝世后，蜀中百姓与许多官员感念其功德，纷纷请求在成都为其立庙祭祀。这一请求，在当时却触碰了礼制的红线。在古代，立庙祭祀是帝王独有的尊荣，臣子享此待遇，于礼不合，且容易引发非议。作为执政者的刘禅与蒋琬等人，最初对此予以否决，正是为了维护礼法纲常，避免让一生忠义的诸葛亮在身后蒙受“僭越”的污名。这并非不敬，而是一种保护。直到近三十年后，蜀汉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刘禅才下诏在沔阳（今陕西勉县）为诸葛亮立庙。这一折中之举，既满足了臣民的纪念之情，又未完全违背礼制，可视为对诸葛亮功勋一种迟来却郑重的官方定调与追思。
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再未设立丞相一职。这一举动常被误解为刘禅对相权的忌惮或对诸葛亮的否定。然而，深入分析便知，这更多是出于现实考量。诸葛亮才智超群，忠心耿耿，是百年难遇的治国全才。他去世后，蜀汉政权内部确实无人能在能力与威望上完全承接其角色。刘禅采纳诸葛亮遗言，分别任命蒋琬、费祎主管行政与军事，将丞相的权力分而治之，这既是对“后诸葛亮时代”权力结构的务实调整，也是一种稳妥的过渡。此外，刘禅在人事上大量任用诸葛亮生前推荐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人，朝政格局几乎完全依照《出师表》中的规划展开。若真心存怨恨，又怎会如此遵循“政敌”的布局呢？
最能体现刘禅对诸葛亮真实态度的，或许是他与诸葛家族的联姻。诸葛亮去世时，其子诸葛瞻年仅八岁。多年后，刘禅将自己的女儿（公主）嫁给了诸葛瞻，并对其委以高官厚禄，让其袭爵武乡侯，最终官至卫将军，执掌尚书台政务。在古代，帝王与重臣之子联姻是表达信任与恩宠的最高形式之一。刘禅此举，无疑是将对诸葛亮的感念之情，延续到了下一代身上。这绝非对待一个所“怨恨”之人的方式，反而更像是一种深情的回报与血脉的托付。
纵观刘禅的一生，他或许并非雄才大略的明主，但在对待诸葛亮的问题上，其行为有礼制约束、有现实考量、也有真情流露。从遵循遗命秘不发丧，到谨慎处理立庙之请，再到改革官制、重用诸葛遗荐之人，乃至与诸葛家联姻，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更多体现的是一位守成之君在巨星陨落后的谨慎、务实以及对先帝托孤重臣的复杂继承心态，而非简单的个人怨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已然铸就了一座忠臣的丰碑，而刘禅的所作所为，或许正是这座丰碑在历史现实中的倒影，其中交织着敬重、依赖、无奈与延续的复杂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