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初期风起云涌的兼并浪潮中，韩国与郑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一场简单的速决战，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充满反复的战略博弈。这场战争深刻反映了战国时代“强则兼人，弱则图存”的残酷法则，其过程充满了外交谋略、军事突袭与内部动荡的交织。
早在三家分晋的尘埃尚未完全落定之时，韩国的战略家们就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毗邻的郑国。据史料记载，在韩、赵、魏三家瓜分智伯土地时，韩相段规力劝君主韩康子务必争取成皋（今河南荥阳一带）。面对韩康子对成皋土地贫瘠的质疑，段规阐述了他的深谋远虑：地形之利，有时远胜于物产丰饶；一处关键要地，足以影响千里疆域的归属。他断言，若得成皋，未来韩国必能消灭郑国。韩康子采纳了这一建议。历史的发展印证了段规的预言，日后韩国灭郑的战役，正是以成皋为重要的前进基地和跳板。这一决策，清晰地揭示了韩国吞并郑国的野心，在其立国之初便已埋下种子。
公元前423年，郑国因君位更迭出现权力空窗，韩武子（韩启章）抓住时机，悍然出兵攻郑，新继位的郑幽公姬己在此役中被杀，郑国被迫立其弟郑繻公为新君。韩武子去世后，其子韩景侯韩虔继位，延续了积极的东扩政策，随即再度伐郑，并成功攻克雍丘（今河南杞县）。面对韩国的军事压力，郑国被迫采取守势，修筑长城以图自保。
然而，郑国并未一味被动挨打。公元前407年，郑国组织反击，在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一战中击败韩军，一度扭转了战场态势，使得两国陷入连年交兵的胶着状态。不过，随着韩景侯后来跟随魏文侯参与东征齐国的战事，韩国战略重心暂时东移，韩郑边境才获得了一段短暂的喘息期。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韩国法理上得以立国。但新生的韩国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存在政令冲突与卿大夫间的激烈矛盾，例如严遂与韩侈的内斗便削弱了其国力。郑国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于公元前400年发兵反扑，包围了韩国的重要城邑阳翟（今河南禹州）。同年，韩景侯去世，韩国局势更显动荡。
颇具戏剧性的是，试图利用韩国内乱的郑国，自身也很快陷入了严重的内讧之中。从公元前398年起，郑国国内政局持续不稳，权臣倾轧，国力在内耗中不断衰减。此消彼长之间，战略主动权逐渐向韩国倾斜。
经过长期的消耗与等待，韩国终于等来了给予郑国致命一击的完美时机。公元前375年，韩哀侯在位期间，趁郑国国内防备松懈，再次大举兴兵伐郑。此时的郑国，历经数十年战乱与内斗，早已是国力凋敝，军心涣散，难以组织有效抵抗。韩军长驱直入，一举攻破郑国都城，末代君主郑康公被俘，享国超过五百年的郑国至此灭亡。韩国将都城迁至原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不仅极大地扩张了疆域，更获得了中原腹地的富庶之地与战略要冲，国力为之大振。
纵观韩灭郑的全过程，这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拼，更是国家战略、外交时机与内部稳定性的综合较量。韩国凭借早期的战略布局、对时机的耐心捕捉以及最终果断的军事行动，完成了战国初期一次重要的领土扩张，为其日后跻身“战国七雄”之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郑国的败亡，则成为战国小国在列强环伺下艰难求存最终仍难逃覆灭命运的典型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