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宋代，商业活动便已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从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百态，到专门设立征收商税的“商税务院”，无不印证着这一点。彼时，白银作为货币的流通功能日益增强，在民间交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及至明朝初期，尽管朝廷一度明令禁止金银交易，民间以银易物的风气却始终未能彻底禁绝。直到明英宗正统年间，用银禁令正式解除，白银才获得了法定的货币地位，标志着以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在中华帝国正式确立。此后，明朝的赋税、徭役等多可折合成白银缴纳，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赋役统一征银，正是顺应了这一深刻的经济货币化潮流。
银本位制度确立后，伴随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国内对白银的需求与日俱增。尽管国内银矿开采不断，但产量远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经济规模。恰逢其时，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美洲发现了储量惊人的白银，同时又对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有着极强烈的渴求。于是，一条横跨太平洋的“白银—商品”贸易大动脉应运而生：美洲白银源源不断输入明朝，而中国的精美货物则远销欧洲。与此同时，明朝特有的“朝贡贸易”体系，也使得朝鲜、日本、琉球、东南亚诸国在朝贡时携带大量白银前来交易。加之东南沿海月港、双屿等地的私人海上贸易，巨额白银通过多种渠道涌入中国，明朝因此深度嵌入了全球贸易网络，并一度占据着中心枢纽的位置。
然而，这一由白银流动所支撑的繁荣体系，却被万历年间接连爆发的三场大规模战争——史称“万历三大征”——所严重冲击乃至瓦解。这三大征包括：平定宁夏哱拜叛乱的西北之役、剿灭播州杨应龙叛乱的西南之役，以及援助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此外，同期及稍后发生的明缅战争、萨尔浒之战等，共同构成了对明帝国国力的持续性透支。战争堪称吞噬财富的无底洞，旷日持久的军事行动迅速耗空了张居正改革所积累的国库储银，甚至皇帝的内帑私库也为之枯竭。财政体系的崩溃，迫使朝廷日后不得不饮鸩止渴，加征“辽饷”、“剿饷”等苛捐杂税，进一步动摇了社会经济根基。
战争对明代贸易体系的影响是致命且多方面的。首先，持续战乱严重破坏了国内正常的经济生产与商业活动，社会动荡导致贸易量萎缩，进而影响了白银的吸纳能力。其次，对外关系与贸易路线直接受阻。壬辰朝鲜战争后，日本进入德川幕府锁国时期，中日官方贸易近乎断绝；朝鲜半岛历经战火，元气大伤，朝贡贸易大幅萎缩；西南地区因杨应龙之乱及明缅冲突，陆路商道亦不安全。与此同时，西方贸易伙伴也受到影响，西班牙、葡萄牙在东亚与明朝时有摩擦，贸易活动时常中断或转入地下走私，稳定、大规模的白银输入渠道不复存在。
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万历三大征加速了以明朝为核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解体。白银输入的锐减，使得建立在白银流入基础上的明朝财政和货币体系运转失灵，国内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出现倒退。当明朝陷入战争泥潭并逐渐封闭时，全球贸易的重心已经开始向欧洲偏移。随着西班牙、葡萄牙的衰落，荷兰、英国、法国等新兴海洋强国崛起，他们逐渐主导了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并最终建立起以黄金为本位的金融与贸易体系。明朝及其主导的东亚秩序，则在内外交困中逐渐失去了全球经济霸权，从世界的“中心”滑向“边缘”，为后世数百年的变局埋下了伏笔。帝国的命运与白银的流动紧密相连，当白银之潮退去，暴露出的便是深藏其中的结构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