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关羽败走麦城，荆州易主。孙权为转移刘备的复仇怒火，将关羽首级送至曹操处。曹操识破此计，以诸侯之礼厚葬关羽于洛阳，展现了其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对英雄的敬重。此事毕，曹操携军返洛，却因常年征战、头疾缠身，于同年病逝。这位乱世枭雄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
曹操逝世后，世子曹丕迅速继承权柄，并于次年逼迫汉献帝禅让，建立曹魏政权。消息传至蜀地，刘备在认定汉帝遇害后，于公元221年称帝，延续汉祚。令人玩味的是，刘备称帝后的首要战略并非北伐曹魏，而是东征孙权，意图夺回荆州并为关羽复仇。然而，夷陵一场大火，蜀军精锐尽丧，刘备也于败退后病逝白帝城。至此，魏、蜀、吴三方势力彻底形成稳固的鼎立格局，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四十余年的三国时期。
后世常有论者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假设：倘若曹操的生命能够延续三年，亲眼目睹孙刘联盟破裂并兵戎相见，他能否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战机，一举终结分裂，避免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曹操与继任者曹丕截然不同的个人特质与战略眼光之中。
曹操的一生，是不断征战与开拓的一生。从陈留起兵讨董，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剿灭吕布、袁绍、袁术等众多豪强，统一北方，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即便在赤壁遭遇重大挫折，其统一天下的雄心也从未熄灭，随后又平定西凉、征讨张鲁，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进攻态势。他的谥号“武皇帝”，正是对其一生武功赫赫的最佳注解。
反观曹丕，其执政风格更偏向于巩固内部与稳定政权。在刘备倾国之力东征、与孙权鏖战于夷陵之时，曹丕虽拥有最强的实力，却选择了坐山观虎斗，错失了可能改变历史的最佳干预时机。他后来的三次伐吴，更多是出于对孙权“诈降”的恼怒，而非一统天下的全局战略，最终也因长江天险无功而返。曹丕的谥号“文皇帝”，暗示了其统治期更侧重于内政与文治。二人志向与格局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曹操的军事生涯中，对战机的捕捉堪称艺术。无论是官渡之战中坚守待变、奇袭乌巢，还是利用刘表新丧、兵不血刃收取荆州，都体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执行力。他擅长在复杂的局面中寻找敌人的破绽，并敢于在逆境中投下重注，从而多次化险为夷，扭转战局。
公元221年至222年的夷陵之战期间，魏国本处于最有利的战略位置。若当时是曹操执政，以其性格和战略眼光，极有可能不会满足于坐观成败。他可能会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或趁刘备大军深入吴地、蜀中空虚之际，派一支劲旅出关中直捣汉中、威胁益州；或待刘、吴两军筋疲力尽之时，大军南下，以泰山压顶之势同时解决两个疲惫的对手。这种主动出击、寻求决战的思维，正是曹操与曹丕在关键历史时刻可能做出的不同选择。
历史无法假设，但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曹操的雄才大略、进取之心以及对战机的超凡把握能力，确实是那个时代顶尖的。他的早逝，无疑让一场可能提前到来的统一大业戛然而止。曹丕固然是合格的守成之君，但在需要魄力与决断来终结乱世的窗口期，他缺少了父亲那份赌上国运的胆识和敏锐。三国的序幕，正是在这种关键人物缺失的背景下，缓缓而坚定地拉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