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探讨隋炀帝征讨高句丽这段历史前，有必要先澄清一个常见的概念混淆。高句丽与后世的高丽，实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实体。高句丽最初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历史渊源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公元5世纪，在遭受打击后，其势力中心逐渐南移至朝鲜半岛北部。而数百年后出现的“高丽”王朝，主体民族与统治核心已大不相同。因此，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高句丽的战争，属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内部冲突范畴，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较量，其性质与后世国际关系中的国与国战争存在本质区别。明晰这一点，是客观理解这段历史的基础。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在初步解决西北边患后，志得意满的隋炀帝将目光投向了辽东。高句丽的不臣服姿态，刺激了这位渴望建立超越秦皇汉武功绩的帝王。此次出征，隋廷动员规模空前，据记载总兵力逾百万，后勤民夫更是不计其数，堪称举国之力。大军初期进展顺利，渡过辽河，兵临辽东城下。然而，战局的转折点源于隋炀帝一道出人意料的命令：要求前线将领凡事须先行禀报，不得擅自决策，甚至在高句丽守军请降时，也需停止进攻以待上命。这道命令严重束缚了将领的手脚，贻误了无数战机。
更致命的失败发生在鸭绿江以南。宇文述等将领率领的三十万五千精锐渡过鸭绿江，直扑平壤，却因粮草不济、敌军坚壁清野而陷入困境。撤退途中，在萨水（今清川江）遭遇高句丽军伏击，隋军大溃。史载，这支大军最终回到辽东城时，仅剩两千七百余人，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惨败，不仅损耗了隋朝最精锐的军事力量，更严重动摇了帝国的统治根基和民心士气。
第一次征伐的惨败并未让隋炀帝清醒。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他再度御驾亲征。此次隋军准备更为充分，对辽东城展开了猛烈的围攻，各种攻城器械昼夜不息。就在城池岌岌可危之际，国内传来噩耗：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权臣杨素之子）在黎阳起兵反叛，直逼东都洛阳。后院起火，迫使隋炀帝不得不连夜撤军，所有军资器械尽数丢弃。第二次东征功败垂成，国内的政治危机已开始公开爆发。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尽管国内农民起义已是烽火四起，隋炀帝仍执意发动了第三次东征。此时天下已然动荡，各地军队多不能如期抵达。最终只有来护儿率领的水军进抵平壤城下。高句丽历经数年战争，也已疲敝不堪，国王高元遂遣使请降。隋炀帝此时已无力追求实质性的胜利，便顺势接受了名义上的投降，草草班师。这第三次东征，更像是一场为了维护帝王颜面而进行的徒劳努力。
三征高句丽，如同一台巨大的“绞肉机”和“财富粉碎机”，彻底拖垮了隋王朝。其影响是灾难性和连锁性的：首先，巨量的兵力损耗直接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其次，为支撑战争而进行的无休止徭役征发（如著名的“车牛往役”），使数百万农民脱离生产，田园荒芜，家破人亡；最后，为转运军粮物资而施加的残酷压榨，将整个社会推向了生存线的边缘。
“王薄起义”正是在第一次东征后的次年爆发，其口号“无向辽东浪死歌”道尽了百姓的心声。此后，窦建德、杜伏威、李密等势力纷纷崛起，隋朝统治土崩瓦解。隋炀帝的辽东之役，非但未能开疆拓土、青史留名，反而成了点燃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索，最终导致强盛一时的隋帝国在短短数年间轰然倒塌。他自己也于江都（今扬州）被部将缢杀，结局凄凉。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隋炀帝征高句丽犯了一系列错误：过度追求排场和形式，导致指挥体系僵化；轻视辽东地区复杂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后勤保障计划严重脱离实际，未能做到“因粮于敌”，反而被漫长的补给线拖垮。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统治思想的根本性错误。隋炀帝好大喜功，将个人功业凌驾于国计民生之上，无节制地滥用民力，践踏了“民为邦本”的治国古训。当社会的承受力被突破极限，任何看似强大的帝国都难以避免崩溃的命运。后世唐太宗李世民曾以隋亡为鉴，发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慨，正是对这段历史最深刻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