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期的历史舞台上，赵憬是一位以清约刚直、深谋远虑而著称的宰相。他生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卒于贞元十二年十月三日（796年10月3日），字退翁，渭州陇西（今甘肃陇西）人。赵憬的一生，跨越了盛唐转向中唐的复杂时期，其从政轨迹不仅反映了个人品格的卓绝，也映射出贞元年间朝廷的政治生态与治国理念的变迁。
赵憬出身于天水赵氏，虽非当时最显赫的门阀，但其家族亦具文化传统。他自幼“志行峻洁，不自炫贾”，即志向高远、行为廉洁，且不喜自我夸耀。这种品格奠定了他一生的为官基调。唐代宗宝应年间，朝廷正在营建泰陵与建陵，耗费颇巨。当时尚为一介布衣的赵憬，毅然“褐衣上疏”，恳请朝廷丧礼从俭。这一举动在士林中获得广泛赞誉，也初步展现了其心系国家财政、敢于直言的胆识。
此后，赵憬步入仕途，初试江夏尉，后在各使府中担任僚佐，因才干突出，晋升为太子舍人。唐德宗建中初年，他被提拔为水部员外郎，进入中央官制体系。不久，湖南观察使李承赏识其才能，上表奏请赵憬担任自己的副使。李承去世后，赵憬顺理成章地接任湖南观察使，主政一方，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
赵憬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得益于名臣李泌的举荐。李泌向德宗皇帝大力推荐赵憬，德宗遂于殿中亲自召对。面对皇帝的垂询，赵憬“占奏明辩，通古今”，即奏对清晰明辨，贯通古今事理，深得德宗赏识，被赞为“钦悦”，随即拜为给事中，成为门下省重要官员，负责审议诏令、驳正违失。
贞元年间，朝廷选派使者护送咸安公主远嫁回纥（回鹘），以维系唐与回纥的友好关系。德宗任命关播为正使，赵憬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担任副使。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出使外藩的使者，常借机私人携带货物，购买马匹以谋取私利，这几乎成为潜规则。然而赵憬严守官箴，“独憬不然”，全程清廉自守，赢得了朝廷内外的敬重。他尚未归朝，德宗便认为“赵憬堪此”，在其出使期间，就任命他为尚书左丞，足见信任之深。
贞元后期，赵憬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窦参执政时，曾试图将他排挤出中央，贬为刺史，但德宗皇帝没有同意。窦参罢相后，赵憬得以晋升，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当时著名的政治家陆贽一同担任宰相，共同辅佐德宗。
然而，双雄并立的局面难免产生摩擦。史载陆贽在裁决政务时“少所让”，且赵憬后来被调任门下侍郎，权力结构的变化可能引发其心中不平。赵憬曾多次以健康原因为由，表露退意。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展现了政治家的风骨与担当。当时，杜黄裳遭宦官谗毁，穆赞、韦武、李宣、卢云等朝臣被权臣裴延龄构陷排挤，处境岌岌可危。赵憬不顾自身处境，毅然“救护申解”，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进行营救和辩白，使这些人得以免祸。
一个关键的政治事件凸显了赵憬处事的复杂性。起初，他与陆贽约定共同扳倒奸佞的裴延龄。但在德宗面前奏对时，陆贽慷慨陈词，极力揭露裴延龄的奸恶，导致“帝色变”，德宗脸色大变，极为不悦。此时，赵憬并未出言相助陆贽。最终陆贽被罢相，赵憬开始独掌相权。后世对此评价不一，或认为其未能坚持初衷，或认为其审时度势，避免了与皇帝的直接冲突以图后效。
执掌国政期间，赵憬并非碌碌无为。他深谙治国之道，常向德宗强调，国家的根本在于“选贤、节用、薄赋敛、宽刑罚”，并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时弊，恳切进言。其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向德宗进献的《审官六议》，这是一套系统的人才选拔与官员考核管理方案：
一议宰相，主张任用贤能，不求全责备；二议百官，认为选拔人才能达到十分之五已属难得，应扩大任用范围，考察主要功绩，忽略微小瑕疵；三议中央官职，指出关键职位空缺多而闲散官员多，应用才干补要缺，以培养人才；四议考核，建议建立稳定的升迁年限制度，对重任在身不宜调动者可通过加爵进秩褒奖；五议人才遗漏，提倡采信公众评价，声誉好者优先任用；六议藩镇幕僚，要求地方长官辟署贤才，经试用后可荐举入朝，避免人才长期埋没地方。
德宗对这套建议深表赞同，“皆然之”，并下诏褒奖。这“六议”切中了中唐时期吏治的诸多弊端，体现了赵憬务实的政治眼光。
赵憬的个人品德与其政治主张高度一致。他生性清廉俭约，虽官至宰相，但其宅第、仆役的规模仍如同普通读书人家，毫无奢靡之气。得到俸禄收入，他首先考虑的是修建祭祀祖先的家庙，而非购置田产，这在当时高官中实属罕见。
其人格的刚正不阿，在地方任上亦有体现。早年镇守湖南时，部下刺史令狐峘、崔儆不守法度，赵憬秉公弹劾整治。二人怀恨在心，竟派遣门客到朝廷散布赵憬的过失。然而，当赵憬后来担任宰相，掌握用人权柄时，却展现了令人钦佩的胸襟：他不仅没有报复，反而根据才能，提拔崔儆从大理卿升为尚书右丞，并援引当时已被贬为衢州别驾的令狐峘担任吉州刺史。这种以德报怨、举贤不避“仇”的举动，被时人誉为“贤”相之风。
贞元十二年（796年），赵憬病逝，享年六十一岁。德宗闻讯深感痛惜，追赠其为太子太傅，并赐予谥号“贞宪”。“贞”代表其坚贞、正直，“宪”则寓含其善立法度、可为典范。其子赵慎将父亲病重期间起草的奏稿进呈，德宗阅后愈发追思不已。赵憬辅政五年，以其清俭的操守、务实的政见和复杂政局中的持重，在唐朝贞元年间的历史上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