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楚国的兵锋指向齐国，并得到鲁国策应时，中原格局骤然紧张。宋国因坚持襄公“仁义”遗风而陷入孤立，向晋国求援。后世常将晋文公的出兵归因于流亡时受宋襄公礼遇的私人恩情，然而对于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而言，战略利益远重于个人情感。事实上，楚国也曾厚待流亡中的重耳，晋文公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时，便已预见晋楚终须一战。这既保持了政治信用，又为日后布局留下空间，比起其弟晋惠公对秦许下空诺的短视，更显深谋远虑。
晋国并未直接驰援宋都商丘，而是采用“围魏救赵”的经典策略，先渡黄河攻取楚国盟友卫国，再南下济水，击溃另一盟友曹国。这一系列行动，不仅削弱了楚国在中原的羽翼，更将战局主动权握于手中。若按常理，晋楚主力应在济水以南的宋地决战，但晋文公最终却将战场北移至河济平原中心的“城濮”。此地依濮水而建，水陆要冲，成为决定霸权归属的关键坐标。
濮水在春秋时期是济水重要支流，其流域构成河济平原的核心水道网络。位于濮水南岸的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镇），北可控濮水渡口，南接济水航道，东连大野泽水域。从现代地理看，河南濮阳因其位于濮水之北而得名，山东菏泽则处于濮水与南济水之间，两城与城濮共同构成三角战略地带。掌握此地，便扼住了中原水陆交通的咽喉。
晋军从曹国境内后撤约120华里至城濮，表面上是兑现“退避三舍”的诺言，实则蕴含三重深意：其一，避楚军初至之锐气；其二，等待齐、秦盟军会师；其三，依托濮水构建进可攻、退可守的阵地。看似“背水一战”的冒险布阵，实则为晋军预留了完善退路——若战事不利，可速渡濮水，经棘津渡口退入河北平原，沿原行军路线返回晋国本土。这种布局既彰显了政治诚信，又确保了战略安全。
晋军选择了一条看似迂回的行军路线：自太阳渡南渡黄河，东行至洛阳盆地后，再北渡孟津进入河北平原，最后东进河济。这条路线虽比直接经虎牢关赴宋多出数百里，却成功避开了亲楚的郑国封锁。若强行突破虎牢关，不仅会提前与郑军交战，更可能延误战机导致宋国沦陷。晋文公的“曲线救宋”策略，在战略层面实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当晋、齐、秦三国联军在城濮完成集结时，楚军也从谷邑和商丘调兵北上，渡过济水寻求决战。此时楚军虽携陈、蔡附庸军，气势正盛，但远在南阳盆地的楚成王对战局心存疑虑，未能及时增派主力。这场战役最终以晋军险胜告终，楚国北进势头受挫，晋文公由此登上春秋霸主之位。此战不仅改变了中原政治格局，更开创了以谋略制胜的经典战例，为后世兵家所推崇。
城濮之战后二十一年，楚庄王经邲之战大败晋军，终成霸主。耐人寻味的是，邲之战的发生地正是当年晋军绕过的虎牢关地区。历史仿佛完成了一次轮回，但晋国在此期间的持续强盛已证明其崛起并非偶然。晋文公虽在位仅九年，却通过整合临汾—运城盆地资源、完善军政体系，为晋国百年霸业奠定根基。而始终被压制在西陲的秦国，则在等待晋国霸权松动的时机，秦晋之好终将演变为秦晋争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