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在执政初期尚能保持谦逊审慎，但后期逐渐走向专权。他任用亲信、把持朝政，不仅大肆敛财，更不顾国力强行伐蜀，导致兵员损耗、民生凋敝。其生活排场堪比帝王，甚至听信邓飏之计，将郭太后迁至永宁宫变相软禁。这些行为使其在朝中渐失人心，也为后来的变故埋下伏笔。公元249年正月初六，司马懿趁曹爽陪同皇帝曹芳离开洛阳祭陵之机，发动了震惊朝野的高平陵之变。这场政变不仅迅速解除了曹爽的大将军职权，更以谋逆罪名将其一族诛灭，成为曹魏政权走向转折的关键节点。
从军事层面分析，曹爽的领军能力确实存在明显短板。其多次对外征伐往往无功而返，尤其是兴势之战中，面对蜀汉守军的顽强抵抗，魏军遭受重创，暴露出曹爽在战略决策和临阵指挥上的不足。反观司马懿，不仅是抵御诸葛亮北伐的核心统帅，更在辽东平定公孙渊等战役中展现出老辣的军事智慧。这种能力上的差距，使得曹爽在面临突发政变时，缺乏足够的军事自信与应变资本。
在政治势力的构建上，司马懿通过多年经营，已在朝中织就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许多官员或出于利益，或出于敬畏，暗中倾向于司马氏集团。而曹爽推行的所谓“改制”，虽意图巩固权力，却因用人不公、赏罚失衡而得罪了大批士族。尤其是他将诸多要职授予何晏、邓飏等浮华友人，使得传统世家大族深感不满。当政变发生时，曹爽发现自己竟难以调动有效的政治力量进行反制。
值得注意的是，曹爽对局势的误判也促成了其妥协决定。司马懿在发动政变前，刻意表现出年老体衰、不问政事的假象，甚至通过太尉蒋济等人传递“仅免官职，保全富贵”的承诺。曹爽轻信这些保证，认为交出权力仍可做个富家翁，却未看透政治斗争的残酷本质。此外，其身边谋士的临阵分歧——如大司农桓范冒死出城劝其挟天子以令诸侯，曹爽却犹豫不决——进一步暴露了其决策层的软弱与混乱。
若深入当时情境，曹爽的投降并非全然不可理解。洛阳城防已由司马懿控制，皇帝印玺被夺，太后诏令已成政变合法外衣。即便曹爽手握天子，但粮草补给、兵力调配皆处劣势。更关键的是，曹魏宗室经过多年打压，已无足够力量支持其反抗。司马懿则通过长期经营，掌握了禁军与官僚体系的双重优势。这种实力对比的悬殊，使得抵抗看似壮烈，实则胜算渺茫。曹爽最终选择屈服，或许正是权衡利弊后，那个时代局限下的无奈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