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由诸葛亮统兵征讨东吴，刘备坐镇成都，这场战役的性质将与历史截然不同。诸葛亮深知“联吴抗曹”是维系三国平衡的基石，其军事行动必然以惩戒东吴背盟、收复部分失地为限，而非刘备那般倾尽国力誓要灭吴复仇。这种克制的战略目标，决定了蜀军不会孤注一掷深入吴境，而是通过精准打击迫使东吴回到谈判桌前。
诸葛亮用兵向来以“谨慎周密”著称。面对吕蒙病逝后东吴暂时出现的统帅真空期，他极可能采取“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先巩固秭归、巫县等前沿据点，再沿长江构建水陆补给线，同时派遣偏师策动武陵蛮族牵制吴军。这种部署既避免了刘备“连营七百里”的兵力分散弊端，又能依托蜀地天险保持进退自如的主动权。
值得扩展的是，诸葛亮对后勤体系的构建堪称时代典范。若由他指挥东征，必会启用木牛流马等运输工具，在巴东地区建立梯级粮仓。即便陆逊后期挂帅形成对峙，蜀军也能依托汉中-白帝城的补给通道长期周旋。反观东吴，虽然拥有长江水运优势，但江陵以北的山地作战会大幅消耗其粮草，这种消耗战正是诸葛亮擅长的领域。
当战事推进到一定程度时，诸葛亮必然会利用外交手段破局。他可能同时进行三方面操作：一方面佯装增兵施压，一方面通过江东士族传递和谈意向，另一方面故意泄露曹魏可能南下的消息。这种多维度的政治运作，既能保全刘备的颜面，又可让孙权找到台阶下，最终大概率以“吴归还部分荆州郡县、重新盟誓抗曹”收场。
观察诸葛亮后期北伐的表现，更能佐证其军事才能。在夷陵之战后蜀军精锐尽失的情况下，他不仅迅速平定南中叛乱，更能以弱势兵力压制曹魏大军。街亭之败更多源于用人失误而非战术缺陷，其发明的八阵图、连弩等军事创新，都证明他具备应对复杂战局的系统化思维能力，这恰是情绪化决策的刘备所欠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