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胡惟庸凭借朱元璋的宠信，官至中书省丞相，位极人臣。然而，权力巅峰往往伴随着巨大风险。他执掌中书省期间，逐渐独揽大权，内外官员的奏章需经其手方能上达天听。胡惟庸利用这一职权，常常扣押对自己不利的奏疏，甚至擅自决定官员的任免升降，许多重大决策并未事先禀报朱元璋。这种欺上瞒下、结党营私的行为，逐渐侵蚀着明初的政治根基，也为他自己掘下了坟墓。
洪武十三年，占城国使臣来朝进贡一事，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此事本应按例奏报，胡惟庸却未向朱元璋禀明。皇帝察觉后，深感相权已严重威胁皇权，决意采取行动。朱元璋以此事为契机，下令彻查胡惟庸，最终以“擅权枉法”之罪将其逮捕下狱。这一事件表面上是处理外交疏忽，实则是朱元璋对相权膨胀的彻底清算，拉开了明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据永乐初年史料《纪事录》记载，胡惟庸与右大夫陈宁被诛杀于京城玄津桥，其过程令人悚然。二人伏诛后，尸体被埋入深坑，次日复被挖出，在闹市之中遭受肢解。更甚者，现场纵犬食其残躯，其家产全部抄没，妻女发配给军士，家族男丁悉数问斩。此案牵连之广，震惊朝野，据载“内外文武官员数万人”受到波及，乃至应天府所属的一些民众亦被牵连屠戮，史称“胡狱”。
胡惟庸案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转折点。借此案，朱元璋废除了延续千余年的丞相制度，罢中书省，提升六部职权，并后来设立殿阁大学士（内阁雏形）作为顾问。这一举措极大强化了皇权，使皇帝能够直接掌控国家政务。虽然永乐以后内阁首辅权力渐重，但名义上明朝再无丞相，中央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此案并未随胡惟庸之死而终结。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谋不轨”罪被诛九族；至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将清算范围扩大到众多开国功臣，如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均被牵连处死。官方进一步指控胡惟庸有通倭、通北元之罪，使得案件性质升级。前后持续多年的清查，共诛杀三万余人，此案与后来的蓝玉案等并称为“明初四大案”，深刻影响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与官僚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