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二世纪初，北宋王朝的统治已步入风雨飘摇的黄昏。宋哲宗驾崩后无嗣，其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这位在艺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皇帝，在治国理政上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为一场席卷东南的巨变埋下了伏笔。
宋徽宗在位期间，宠信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六人。此六人把持朝政，结党营私，被天下百姓愤然称为“六贼”。他们不仅大肆排除异己，更推行了一系列盘剥民脂民膏的政策。蔡京为迎合徽宗享乐，提出“丰亨豫大”之说，鼓吹盛世当极尽奢华，致使国库为修建豪华宫苑园林而迅速耗空。
更为酷烈的是“花石纲”之役。宋徽宗痴迷奇石异木，宠臣朱勔便在富庶的江南地区设立应奉局，专事搜刮。官吏如狼似虎，凡百姓家中有可供玩赏的花木湖石，皆以黄纸封贴，指为“御前之物”，强令护送至京。运输途中，往往拆屋毁墙，畅通无阻，无数家庭因此倾家荡产。这些奇珍异宝每十船编为一“纲”，经大运河浩浩荡荡北运，船夫亦仗势欺人，沿河百姓苦不堪言。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与底层民众的生存危机，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北宋宣和年间，反抗的怒火在南北两地同时点燃。在北方，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位好汉，凭借梁山泊八百里水泊的天险，反抗官府对渔户的沉重船税。他们武艺高强，采取灵活机动的流动作战方式，活跃于山东、河北、苏北一带，令数万官军束手无策，朝廷震动。
然而，真正撼动北宋根基的烈火，则在东南熊熊燃起。方腊，歙州人，后迁居两浙路青溪县（今浙江淳安），曾为佣工。青溪一带盛产竹木漆茶，正是“花石纲”重点掠夺的区域。朱勔及其爪牙的压榨在此地尤为酷烈，百姓生计无着，怨声载道。方腊目睹乡邻惨状，愤慨不已，常与贫苦农民秘密集会于帮源峒，共商大计。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初九，方腊在帮源峒的漆园中，召集千余贫苦农民，发出了震彻山谷的起义号召。他以家国同构的朴素道理控诉不公：“子弟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
众人齐声回应：“不能！”方腊继而痛陈现实：“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这番直指时弊、充满血泪的宣言，彻底点燃了长期积压的民愤。“听命！”的怒吼响彻山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就此爆发。
起义的星火以惊人的速度燎原。方腊“圣公”政权迅速建立，年号“永乐”。起义军以诛杀朱勔为号召，四方穷苦百姓云集响应，旬日之间，众至数万，接连攻下青溪、睦州、歙州，并直指杭州，东南半壁为之震动，北宋王朝的财政命脉遭到致命威胁。
面对东南危局，北宋朝廷极度恐慌。在童贯率领的十五万精锐西北边军南下镇压，以及一系列剿抚并用的策略下，规模浩大的方腊起义最终于宣和三年（1121年）夏失败，方腊本人被俘就义。然而，这场起义深刻暴露了北宋末年深刻的社会矛盾与统治危机。
方腊起义虽被镇压，但它与北方的宋江起义（后受招安）共同消耗了北宋王朝最后的元气与军力。更为关键的是，为镇压起义而调离北方防线的精锐部队，严重削弱了对抗新兴金朝的力量。仅仅数年之后，金兵南下，“靖康之变”发生，北宋灭亡。历史学者常将方腊起义视为压垮北宋这匹“骆驼”的重要“稻草”之一，它加速了王朝统治机器的崩坏，也展现了民众力量在改朝换代之际的磅礴伟力。
从更长的历史维度看，方腊起义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重要篇章，其“等贵贱、均贫富”的朴素诉求，以及其利用宗教（摩尼教）组织群众的方式，都对后世农民反抗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封建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统治集团腐化、民生极度凋敝的典型病症，为后世治国者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