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中，王玙是一位颇具时代特色的人物。他并非以赫赫战功或经世文章名垂青史，而是凭借对祭祀礼仪的精通，在玄宗、肃宗两朝的特殊政治氛围中脱颖而出，最终官至宰相。他的一生，恰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唐代中期政治文化的一个独特侧面。
王玙出身于声名显赫的琅琊王氏，其家族谱系可追溯至东晋名相王导，五代祖王方庆亦是武周时期的宰相。这样的家世背景，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和入仕基础。他年少时便潜心研习礼学，尤其专注于各类祭祀仪典的细节与规范，这为他日后以“祠祭”之能步入权力中心埋下了伏笔。
唐玄宗在位后期，日益崇尚道教方术，对祭祀天地鬼神之事极为热衷。王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代风向，他上书玄宗，引经据典，详细论证并奏请于都城东郊设立春坛，祭祀青帝。此议深合玄宗心意，王玙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太常博士、侍御史，并专门担任“祠祭使”。他主持祭祀时，甚至采用焚烧纸钱等民间方式祈福，手法近乎巫祝，这在当时士大夫眼中或许有失庄重，却让他获得了皇帝非同寻常的信任与恩宠。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即位。王玙继续凭借其在祭祀方面的“专长”受到重用，官至太常卿。乾元元年（758年），他身兼蒲州刺史及数州节度使，手握地方军政大权。不久，中书令崔圆罢相，王玙被擢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步入宰相之列。
然而，其执政声望并未随官位而提升，时人普遍认为他的才德与宰相之位并不相称。任相期间，他仍大力推动神道祭祀，奏请设立太一神坛，并劝肃宗亲祀。更为后世所诟病的是，肃宗一度身体不适，占卜称是山川之神作祟，王玙竟派遣女巫分赴天下名山大川祈祷。这些女巫倚仗钦差身份，沿途勒索地方官员，滋扰民间。其中一位年轻女巫行为尤为骄纵，行至黄州时，被刚正的刺史左震破门斩杀，并查获巨额赃款。此事震动朝野，虽肃宗未深究王玙，但无疑对其声誉造成了沉重打击。约一年后，王玙便被罢去相职，转任刑部尚书。
离开中枢后，王玙的仕途并未立刻沉寂。上元二年（761年），他出任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后又调任越州刺史、浙江东道节度观察使等地方要职，始终兼任御史大夫与祠祭使。最终，他回到朝廷，担任太子少保、少师等荣誉职位，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六月去世。
纵观王玙一生，其飞黄腾达深深植根于玄宗、肃宗两朝皇帝对宗教祭祀的痴迷。他是一位特定政治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专业型”官员。他的经历揭示了唐代政治中，除了军功、科举、门荫等主流晋升途径外，还存在凭借某种特定技能（哪怕是近乎方术的技能）接近权力核心的通道。他的沉浮，不仅是个人的宦海生涯，更是观察中唐政治风气与社会心态的一个独特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