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中叶，东亚大陆发生了一场深刻影响后世地缘政治格局的战争——唐朝与新罗联军对高句丽的征伐。这场历时数十载的军事行动，最终以高句丽的覆灭告终，不仅终结了一个延续七百余年的东北亚强国，也为大唐帝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石。那么，这场决定性的战役究竟因何而起？其背后交织着怎样的历史必然与战略博弈？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纠葛，远非始于唐代。自汉末以来，这个发源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政权，便与中原王朝时战时和，关系错综复杂。隋朝一统天下后，隋炀帝曾三征高句丽，却耗尽了国力，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灭。这段惨痛的历史记忆，使得初建的唐朝对高句丽问题格外审慎。
唐高祖李渊与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初期，均采取了怀柔政策，册封高句丽王，双方互派使节，维持着表面的和平。然而，和平的表象之下暗流汹涌。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631年下令修筑“千里长城”，这条自扶余城至渤海的庞大防御工事，明确指向唐朝，被视为积极备战的信号。与此同时，高句丽还北联突厥，试图构建对抗唐朝的北方联盟，其战略意图已昭然若揭。
当时朝鲜半岛呈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之势。高句丽雄踞北方，控制了通往中原的陆路通道。南部的新罗一直与唐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是唐朝在半岛的忠实盟友，而百济则与高句丽关系暧昧，时常联合对抗新罗。
局势的转折点发生在643年。新罗善德女王遣使赴唐，紧急求援，控诉百济在高句丽的默许下，攻占新罗四十余城，并意图彻底切断新罗与唐朝的联络通道。这一举动触及了唐朝的核心利益——维护东亚朝贡体系的稳定与权威。唐太宗派使臣前往调解，严令高句丽罢兵，却遭到当时实际掌权者、铁腕人物泉盖苏文的断然拒绝。外交努力的失败，使得军事解决成为唐朝唯一的选择，唐太宗李世民最终下定东征的决心。
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太宗、高宗两朝，前后三个主要阶段，是一场策略与耐力的比拼。
第一阶段：太宗亲征，未竟全功。645年，唐太宗李世民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亲征。唐军水陆并进，名将李勣、张亮等先后攻克辽东城、卑沙城等重镇，并在驻跸山之战中大破高句丽援军。然而，唐军在安市城遇到了守将杨万春的顽强抵抗，久攻不克。加之寒冬将至，粮草不继，太宗被迫下令撤军。此次东征虽未达成灭亡高句丽的最终目标，但严重削弱了其国力，收复了辽东大片土地，为后续战事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战略调整，先灭百济。唐高宗李治即位后，改变了正面强攻的策略，采纳了“先易后难，断其臂膀”的方针。660年，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率水军渡海，与新罗联军东西夹击，一举灭亡了高句丽的盟友百济。此举如同斩断了高句丽的右臂，使其陷入战略包围，彻底孤立。
第三阶段：内乱外攻，终克平壤。666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病死，其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陷入内讧。长子泉男生投靠唐朝求援。唐朝抓住这千载良机，派李勣（徐世勣）为统帅，薛仁贵等为将，大举进攻。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于668年春夏连克扶余城等要地，最终包围平壤。在围城月余后，高句丽王高藏出降，负隅顽抗的泉男建被俘，高句丽政权宣告灭亡。
唐灭高句丽之战的影响极为深远。对于唐朝而言，此战解除了自魏晋以来长期存在于东北方向的重大边患，将辽东乃至朝鲜半岛北部纳入羁縻统治之下，极大拓展了帝国的战略安全空间，标志着中国统一进程在东北亚方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唐太宗曾将征高句丽视为“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其胜利也极大地提振了国威。
对于朝鲜半岛而言，此战直接改变了半岛的政治地图。随着高句丽灭亡、百济早前被灭，新罗在唐朝支持下逐渐统一了半岛大部分地区，奠定了后来朝鲜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然而，唐朝与新罗的联盟也因战后利益分配问题迅速破裂，双方在半岛北部展开了新的角逐。
从更广阔的东亚视角看，这场战争巩固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华夷秩序），其影响力辐射至日本。百济灭亡时，大量贵族、工匠渡海赴日，带去了先进的文明，深刻影响了日本飞鸟时代的发展。可以说，七世纪这场大战，是塑造中世纪东亚世界格局的最关键事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