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古代史中，隋朝虽国祚短暂，但其军事实力与对外扩张的成果却极为耀眼。在隋炀帝杨广的统治下，隋军南征北战，取得了一系列辉煌胜利，不仅极大拓展了帝国的疆域，更重塑了东亚的政治秩序，令四方诸国纷纷遣使朝贡，彰显了空前强盛的国威。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将目光投向了南方。林邑国（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物产丰饶，却未完全臣服。炀帝任命名将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统率大军南征。刘方先平定交趾（今河内），稳定后方，旋即率水师主力直扑林邑海口。
林邑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但在隋军强大的攻势下迅速溃散。隋军进至阇黎江，林邑人于南岸设立栅栏，企图阻截。刘方命令部下大张旗鼓，金鼓齐鸣，浩大的声势令敌军胆寒，不战自溃。隋军顺利渡江后，遭遇了林邑最具威胁的战象部队。刘方临危不乱，指挥士兵以强弩集中射击象群。受伤的战象反而冲乱了林邑军的阵脚，隋军精锐趁势猛攻，大获全胜，斩获俘虏数以万计。
此后，隋军一路高歌猛进，渡过区粟、六里，屡破敌军，最终兵临林邑国都。梵志王弃城逃往海上。刘方入城后，缴获了其庙宇中十八枚金制神主牌位，并刻石纪功，凯旋班师。此战是中国古代军队在最南端的重大军事行动，不仅击败了独特的象兵，更攻陷异国都城，极大地震慑了南海诸国。尽管归途中因气候不适，士卒损失惨重，刘方将军也病逝途中，但此战意义深远，《隋书》盛赞其“肃清海外”，自此“徼外百蛮，无思不服”，林邑及南海诸国开始持续向隋朝进贡。
同样在大业元年，北方的契丹部族侵扰营州。隋炀帝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并未直接动用中央大军，而是派遣通事谒者韦云起前往突厥，监领突厥启民可汗提供的两万骑兵，前往讨伐契丹。
韦云起治军严明，将突厥骑兵分为二十营，严令行进。当有突厥将领违令时，他立斩不赦，由此树立了绝对权威。他利用契丹对突厥缺乏防备的心理，诈称借道前往柳城与高句丽贸易，并严密封锁军中有隋使的消息。在接近契丹营地时，他又巧妙佯动，最终在拂晓时分发动突袭。契丹人毫无防备，瞬间崩溃。此役，隋方借突厥之力，俘获契丹人口四万，牲畜财产无数，并将半数战利品赐予突厥，其余带回。契丹经此重创，从此对隋朝服服帖帖。炀帝对此妙计欣喜不已，盛赞韦云起“才兼文武”，将其破格提拔。这场战役堪称“以胡制胡”战略的巅峰之作，以最小代价取得了最大战果。
为了确保丝绸之路东段的安全与畅通，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命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兴建伊吾城（今哈密地区）。薛世雄原本计划与突厥联军，但突厥启民可汗未能如约而至。面对茫茫沙漠和恶劣的冬季气候，薛世雄毅然决定孤军深入。隋军行动神速，如天兵般突然出现在伊吾城下。伊吾人根本未曾料到隋军能穿越天险，在震惊与恐惧中不战而降。薛世雄于是在汉代旧城之东筑起“新伊吾城”，并留兵戍守屯田。此举在战略要地钉下了一颗坚实的钉子，隋朝在此设立伊吾郡，牢牢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咽喉。
吐谷浑控制着青海道（丝绸之路南线），是隋朝经略西域必须扫清的障碍。炀帝对此进行了周密部署。他先派遣重臣裴世矩联络高昌、伊吾，并游说铁勒部落攻击吐谷浑，使其元气大伤。随后，隋朝名将宇文述率军出击，大败吐谷浑，俘获其部众数千。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御驾亲征吐谷浑。隋军兵分多路，在刘权等将领的指挥下连战连捷，攻占曼头、赤水等重镇，并一举攻克吐谷浑国都伏俟城。吐谷浑可汗伏允远遁雪山，其故地尽为隋有。此役拓地数千里，其范围东起青海湖，西至塔里木盆地，南北绵延广阔。
炀帝在吐谷浑旧地设立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将内地轻罪犯人迁往此处实边屯垦，并命刘权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规模开展军屯。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将青海大部及新疆东南部地区纳入正式的郡县行政管理体系，意义非凡。至此，隋朝疆域达到极盛，“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丝绸之路为之大开，西域各国“朝贡相续”。
隋炀帝时期的对外征伐，并非单纯的武力炫耀。它是一系列具有清晰战略目标的军事行动：在南方，是为了确立在南海地区的权威；在北方和西方，则是为了保障边境安全、控制贸易路线，并构建一个以隋朝为中心的、稳定的朝贡体系。这些战役展现了隋军卓越的战斗力、将领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隋廷灵活的外交策略。尽管过度的征伐也为隋朝的速亡埋下了伏笔，但其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赫赫武功，确实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深刻影响了此后东亚世界的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