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3年八月，楚汉相争的局势已发生根本性倾斜。项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齐地为韩信所据，粮道屡遭彭越袭扰，后方重镇彭城亦被灌婴攻占。兵疲粮尽，外援断绝，项羽内心充满了对局势的恐惧。此时，刘邦却主动遣使求和，双方最终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这一举动看似反常——明明占据优势的是刘邦，为何他反而率先提出休战？
根据史料分析，核心原因在于项羽手中握有重要筹码：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与妻子吕雉。在早年的颠沛流离中，刘邦的这两位至亲落入了项羽之手。尽管当时刘邦已在战略上取得主动，但他仍愿意以平分天下的巨大代价换取家人的平安。这一事件不仅促成了鸿沟之盟，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刘邦性格中重视亲情的特质，这与其后世被塑造的“冷酷无情”形象有所出入。
鸿沟之约的签订，实质上宣告了项羽独霸天下梦想的破灭。这虽表面上是刘邦主动提议，实则为项羽不得不接受的城下之盟。交换人质后，项羽率军东撤，然而他并未获得真正的喘息之机。在谋士张良的策动下，刘邦撕毁和约，率大军尾随追击。
汉五年十月，楚军沿鸿沟向东南方向撤退。此时彭城已失，项羽无法东归，只得转向江东故地。在阳夏，汉军首次追上楚军，俘获周将军及士卒四千人，取得小胜。楚军退至固陵后，绝地反击，大败汉军。刘邦受挫后，采纳张良之策，正式明确韩信、彭越的封地，以换取他们全力出兵。在切实利益的驱动下，韩、彭二人迅速率军与刘邦会合，对项羽形成合围之势。
楚军南撤至陈县附近，汉军各路兵马在此汇聚，对项羽发动总攻。这场决定天下归属的终极决战，在史书记载中却留下了巨大的地理谜团。《史记》中《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核心篇章均记载决战发生于“垓下”，而《靳歙列传》《樊哙列传》等多位一线将领的传记中，则明确记载为“击项籍军于陈下”、“围籍于陈”。这些直接参与战斗的将领记录，竟无一提及“垓下”此地。
传统观点认为垓下位于今安徽灵璧县境内。若依此说，则存在一种可能：楚汉双方经历了两次大战，先有“陈下之战”，后有“垓下之战”。然而，这种说法存在明显疑点。首先，作为最高统帅的刘邦、韩信等人，其传记中均未提及“陈下”之战，这不符合常理。其次，从战场态势分析，项羽当时已陷入重重包围，很难想象其能率领十万之众从陈县附近突破重围，远程转移至灵璧。
现代学者如辛德勇指出，早在决战前，刘邦已派刘贾渡淮，策反项羽部将周殷，并与英布合军北上，屠城父而进。从地图上看，城父恰在陈县通往灵璧的必经之路上，已成汉军控制区。项羽大军若想由此通过，必遭阻击，但史书并无相关记载。因此，更合理的解释或许是：“陈下”与“垓下”实指同一区域，垓下可能就是陈县附近某个具体地点，其名后世不显，而“陈下”则是以所属大区域代称。
无论决战地点具体何在，项羽在此陷入了最终的绝境。“四面楚歌”不仅是一种心理战术，更是当时汉军阵营构成现实的反映——刘邦本部多楚人，加之历年降卒，军中楚歌四起本不足为奇。但这对于孤立无援、身心俱疲的项羽而言，却成了压垮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演出了“霸王别姬”的千古悲情一幕。
趁夜，项羽率八百骑突围南走，渡淮河后仅余百余骑。至阴陵迷路，受农夫误导陷入大泽，耽误了宝贵时机。在东城，他被数千汉军追兵围困。最后的战斗在一个小山丘展开，项羽将仅存的二十八骑分作四队，誓言“溃围、斩将、刈旗”，以证明“天亡我，非战之罪”。其最后的冲锋依然展现了骇人的战斗力。
关于项羽的结局，历来有“东城自刎”与“乌江自刎”两说。司马迁在《史记》中生动记述了项羽在乌江边与亭长的对话及拒渡自刎的细节。然而一个历史细节值得深思：当时场景下，谁人能将项羽临终之言记录得如此真切？这或许是史家基于人物性格与情境的文学化重构，以完成对这位悲剧英雄的最后塑造。最终，项羽遗体被汉军争抢分割，王翳、杨喜等五人各得一部分，凭此封侯。一位传奇霸主的生命，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落幕。
楚汉争霸的结局早已注定。项羽的失败，根源在于其政治理念与性格缺陷——分封诸侯开历史倒车，刚愎自用失天下人心。而刘邦，尽管后世对其个人品行多有非议，但他顺应时势，知人善任，最终建立起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强大王朝。历史的评判，终究归于成败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