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一代雄主努尔哈赤病逝，时年六十八岁。这位清朝的奠基者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和尚未稳固的政权。令人瞩目的是，继承汗位的并非长子，也非最受宠的幼子，而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这一选择，在数百年间引发了无数猜测与争议：皇太极的即位，究竟是众望所归的推举，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篡夺？
努尔哈赤一生共有十六子，汗位继承原本并非悬案。他最初属意长子褚英，但褚英因跋扈专权而被废黜并处死。随后，次子代善被立为嗣子，却又因与继母的绯闻及自身过失而失宠。这两次失败的立储经历，深深影响了努尔哈赤的政治理念。他意识到，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人之身风险巨大，尤其是对于这个在强敌环伺中崛起的新兴政权。
因此，晚年的努尔哈赤进行了一项重大的制度变革。他创立了“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明确规定，未来的汗位继承人须由诸王贝勒共同推举产生，且此制应成为后世典范。这一设计旨在以集体决策代替个人独断，确保政权在领袖更迭时的稳定。1622年，努尔哈赤正式召集诸子，宣谕了这一决定，为后世的权力交接奠定了游戏规则。
在“共治国政”的框架下，形成了以“四大贝勒”为核心的权力中心，他们分别是：大贝勒代善（努尔哈赤次子）、二贝勒阿敏（努尔哈赤之侄）、三贝勒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以及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第八子）。这四人各拥实力，共同辅政。
当努尔哈赤驾崩，推举新汗的程序即刻启动。在四大贝勒中，阿敏首先因非努尔哈赤直系血脉而被排除。代善虽地位尊崇，但昔日的污点使其威信受损，且其本人似乎也无意争夺汗位。莽古尔泰则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性格粗暴，难以服众。相比之下，皇太极的优势显得格外突出：他不仅统领两旗兵马，实力雄厚，更在多年的征战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他处事沉稳，善于团结各方，在诸贝勒及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民间流传甚广的一种说法是，努尔哈赤临终前属意第十四子多尔衮，并有意让大妃阿巴亥（多尔衮生母）辅政。皇太极则通过逼迫阿巴亥殉葬，扫除了夺位的障碍。然而，从当时的政治现实考量，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
努尔哈赤逝世时，多尔衮年仅十五岁，虽受父亲疼爱，但既无显赫战功，也无自己的军事班底（其统领的旗份实力尚弱）。在强敌明朝虎视眈眈、内部制度强调集体议政的背景下，将汗位传给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少年，无异于将政权置于险境，这不符合努尔哈赤一贯的务实作风。历史学者多认为，阿巴亥的殉葬，更多是源于后金“妻殉夫”的旧俗以及消除政治不确定性的需要，而非单纯的夺位阴谋。
据史料记载，在努尔哈赤去世次日，关于汗位继承的正式推举便已展开。关键时刻，代善的两个儿子岳托和萨哈廉率先向其父提议拥立皇太极。代善审时度势，采纳了儿子的建议。在诸贝勒会议上，代善公开推举皇太极，这一提议迅速获得了阿敏、莽古尔泰及其他所有贝勒的一致赞同。整个过程看似顺畅，实则反映了各方势力经过权衡后达成的政治共识：皇太极是当时最能平衡各方利益、带领后金继续前进的人选。
同年九月初二，皇太极举行庄严仪式，率领诸贝勒对天盟誓，正式即位。誓词中特别强调，其汗位乃“皇天眷佑，授以君位”，并由兄弟子侄“共相推戴”而来。他承诺将继续遵循“共议国政”的旧制。即位初期，朝会时甚至出现了“四大贝勒俱南面坐”，新汗与兄长们平起平坐的独特景象，这既是遵循旧制的体现，也是权力过渡期的一种妥协。
然而，皇太极并非甘于受制于人的君主。共治制度虽利于稳定，却效率低下，不利于集中力量应对严峻的外部挑战。即位后，皇太极开始一步步强化君权。他先后打击了曾与他并肩而坐的三大贝勒：阿敏因作战失利被革职囚禁，最终死于狱中；莽古尔泰因“御前露刃”等不敬之罪被革去大贝勒爵位，不久暴病而亡；即便是拥立有功的代善，也在皇太极的不断威慑下，逐渐退出权力核心，晚年唯求自保。通过一系列政治运作，皇太极最终废除了“三大贝勒并坐”的旧制，确立了“南面独坐”的君主权威，为后来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铺平了道路。
纵观皇太极的继位过程，它更像是在努尔哈赤既定制度框架下，一次成功的、符合各方现实利益的政治推举，而非简单的武力篡夺。皇太极凭借其过人的能力、深厚的实力以及恰当的时机脱颖而出。他的即位，稳定了努尔哈赤死后的政局，并引领后金（后改称大清）走向了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这段权力交接的历史，深刻揭示了早期清政权在制度建设与个人权威之间的探索与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