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党争激烈的朝堂上，徐光启常被史书记载为“志不得展”、“议不合”，甚至屡次“以疾归”。这并非一位精于权术、左右逢源的官僚形象，而是一位在污蔑与反对中始终坚持己见、清介廉洁的学者与实干家。他的全身而退，恰恰源于其“独持异见、据理力争”的品格与“克己奉公”的为官之道，而非简单的明哲保身。
提及徐光启，世人多知其在天文历法、数学与农政上的卓越成就。然而，在明王朝内忧外患、危如累卵之际，他将深切的忧患意识投向了军事革新领域。他并非空谈的“词臣”，早在万历年间便上疏建言“正兵”，并亲赴通州、昌平等地训练新军，将科学精神注入国防实务。
面对后金（清）铁骑的凌厉攻势，传统明军火铳威力不足。徐光启敏锐地洞察到，唯有引进当时世界先进的“红夷大炮”（即西洋重型加农炮），方能克敌制胜。他力排众议，疾呼“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并积极推动明廷向澳门葡萄牙人采购。
这一远见卓识在著名的“宁远大捷”中得到辉煌印证。天启六年（1626年），运抵前线的11门红夷大炮在宁远城头发出怒吼，重创攻城后金军，据传清太祖努尔哈赤亦在此役中炮受伤。此战是明军对后金的首场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士气，袁崇焕的赫赫战功背后，离不开徐光启力主引进的“神威大炮”。
宁远大捷让红夷大炮威名远扬，也证明了徐光启战略眼光的正确。此后，明朝开始大规模仿制。仅崇祯三年（1630年）半年间，在徐光启主持下便成功仿制了四百余门，试图以此组建一支强大的火器部队，扭转国防劣势。这项工作，堪称中国早期军事工业化的宝贵尝试。
革新之路从来布满荆棘。徐光启的军事改革遭到朝中保守势力的猛烈抨击，被污蔑为“骗官盗饷”、“误国欺君”。倘若他只是一个“精明”的官僚，恐怕早已退缩。但徐光启选择了坚持。
然而，最大的打击来自崇祯四年的“吴桥兵变”。叛将孔有德携二十门红夷大炮及大量辎重投奔后金，使明清双方的军事科技对比发生致命逆转。徐光启的得意门生、火炮专家孙元化亦含冤被戮。晚年目睹苦心经营的战略布局毁于一旦，其心境之悲凉可想而知。
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留下的奏疏全关乎未竟的历法修订事业，对个人得失与兵事纷争只字未提。与此同时，他竟将分管钱粮的账目料理得清清楚楚，四年间经手巨款，贫病中未私动一分一毫。这份于宏大星辰与细微账本间的同样专注，映照出其贯穿一生的科学精神与清廉品格。他就像一把“剔骨刀”，始终试图剖开陈旧制度的腐肉，其远见与风骨，远超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