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中国东汉与西晋之间的一段动荡历史时期，这是许多历史爱好者都颇为关注的话题。接下来，各位读者就和本小编一起来深入探讨吧！
汉末天下的大乱，与这些太守、刺史、州牧的职责划分模糊、权力关系混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太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官职。自战国时期各国推行郡县制以来，各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就被称为郡守。西汉景帝时期，将郡守更名为太守。既然是郡县制，顾名思义，在汉末大乱之前，郡就是最高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太守头上并没有“州”一级的领导，直接对中央负责。因此，太守的级别一直很高，俸禄为二千石，仅次于“三公九卿”。
不过，在秦朝和西汉时期，太守的主要职责是治理民事。当时，郡中设有都尉一职，协助太守掌管地方军事。虽然是协助，但都尉的治所单独设立，配有自己的一套班子，与太守地位相当。因此，秦朝和西汉时期的太守通常不掌握兵权。
刘秀建立东汉后，对此感到不太放心。在刘秀起兵反莽期间，无论是刘秀兄弟，还是隗嚣、翟义这样的豪强，都曾试图利用地方军都试的时机起兵造反。因此，刘秀认为地方军队本身就是威胁中央集权的存在，于是罢免了郡国都尉，废除了“都试”制度，撤销了“郡国起车、材官、骑士、楼船士”，基本上将地方军队全部裁撤。
此后，地方发生动乱时，各地太守临时招募士兵，归朝廷任命的将军统一指挥。这样一来，地方军队对中央的威胁暂时消失了。然而，这却埋下了隐患：郡一级主管军事的都尉被撤销，太守在郡内实现了军政合一。在太平时期，太守临时募兵，事毕后解散人马，自然闹不出大乱子。但是，汉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后，朝廷无力全面管控，只得让太守们自行便利，自己募兵，自己调配力量镇压。
如此一来，到汉末时，太守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军队，具备了成为军阀的条件。
刺史，顾名思义，“刺”意为检查问事，“史”则指“御史”。这个官职是天子委派的专事监察的官员。汉武帝时期，将天下划分为十三个州部，各部分别设置一名刺史。因此，“州”原本只是监察区，并非一级行政单位。州刺史也仅仅是监察官，不能领兵。
西汉时期，州刺史的俸禄仅为六百石。用六百石的官员，去监察二千石及以下的官员，体现了“以卑治尊”的原则。
刘秀建立东汉后，进行了改革。原本，刺史只是巡查监督，年终回到京城向三公汇报，三公另派人查明情况后再作处理。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削弱三公权力，将权力下放给刺史，使刺史的俸禄提升至二千石，并赋予其弹劾奏章后直接处置的权力，不再经过三公。这样一来，州刺史的权威逐渐加重。
在地方出现动乱时，刺史也与太守一样，会奉命募兵作战。总体来说，州刺史的权威重于太守，但两者都是俸禄二千石的官员，彼此之间并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
到了天下大乱时期，刺史和太守各自募兵。然而，由于二者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所募之兵也互不统属。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地方军队无法统一指挥，难以高效地平定叛乱。
在这种背景下，州牧这一官职应运而生。汉灵帝时期，刘焉指出：天下大乱，根源在于这些刺史和太守不靠谱，“刺史权轻”，起不了多大作用。他建议任命清廉且有名望的人担任州牧，统一领导各州的军政事务。汉灵帝采纳了刘焉的建议。
从此，大汉的行政机构从郡、县两级，发展成州、郡、县三级。原有的112个郡国，被整合为13个州。州牧则成为各州的军政首领。因此，从理论上讲，州牧的地位高于州刺史和太守。
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既然已进入乱世，事情就没有绝对的理论可比。以下是几个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1：兵力互不统属。观察“讨伐董卓联军”的状况，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讨董诸侯中，有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河内太守王匡、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以及济北相鲍信、后将军袁术。袁绍仅是渤海太守，理论上是冀州牧韩馥的下属，但他却担任了盟主。陈留、东郡都是兖州的地盘，但兖州刺史、陈留太守、东郡太守都与州牧并列同行。由此看来，州牧、刺史、太守在当时各有实力，并没有明显的从属关系。
这种情况由当时的“兵”决定。地方官员的军队都是自行招募的。招募士兵时，如果东拉西凑，容易一盘散沙，难以打仗。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招募宗族或乡里子弟，他们天然具有凝聚力。于是，当时募兵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有名望的豪强地主，以宗族和乡里为纽带组建军队。无论州牧、太守还是刺史，其力量来源都是豪强地主的支持，而非朝廷的任命。朝廷任命对豪强地主有一定号召力，如刘表凭借朝廷任命得到蒯氏、蔡氏的支持，但根本上仍需豪强地主的扶持。所以，无论是州牧、太守还是刺史，军队都是自己的，将领也是自己的，有兵有将，即便没有地盘，也能成为独立诸侯，彼此互不统属。
实际情况2：官职大小与实力往往不成正比。汉末还有一个奇特的现像：渤海太守袁绍和后将军袁术，按理没有资格任命其他太守或刺史，但袁绍任命的豫州刺史周昕与袁术任命的豫州刺史孙坚，曾激烈争夺豫州。太守任命刺史，堪称乱世中的奇葩现象。更过分的是，袁术甚至为自己创了一个官职——徐州伯，简直混乱到难以理解！
这是因为，自讨董战争爆发后，关东群雄都认为天子已被董卓控制，其任命已不合法。于是，天下事完全按大家的意思自行处理！朝廷任命的州牧、刺史、太守都不作数，谁有实力，谁就能按自己意愿任命官吏。尽管二袁当时的官职不算最高，但凭借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家族资本，他们在天下极有号召力，能够任命刺史等高级官员。另一方面，大多数州牧、刺史都是名士出身，缺乏军事斗争的才能和经验，因此大多镇不住场子，只能被二袁这样的顶级大族和曹操这样的军事天才所欺压。
进入三足鼎立阶段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首先，州牧之职一般不再假手于人，而是由军阀自己兼任，不让下属担任。除曹休曾被拜为扬州牧外，其他州牧多是“遥领”官职，比如文钦逃入东吴后，被任命为幽州牧。而刺史一职则出现了分化，分为“领兵刺史”和“单车刺史”。领兵的刺史为四品官，不领兵的“单车刺史”为五品官。一般来说，内地的刺史不领兵，而边境的刺史则多加将军号，任都督并领兵。
不过，即便是领兵刺史，其所统之军也多由朝廷统一安排，虽然紧急时可以自行募兵，但规模和用途需严格向朝廷汇报。因此，三国时期的刺史，无论是否领兵，都基本失去了独立性。在东汉末年，州牧权位最重，州刺史与太守地位大致相当。但由于天下失去正常秩序，一切都靠实力说话：太守可以任命某人做刺史，州牧也可能被太守驱逐……
三足鼎立后，虽然天下尚未统一，但基本秩序已恢复。因此，权位过高的州牧逐渐消失，州刺史则成为一州的长官，无论是否领兵，其权位都在太守之上。当然，即便在这个时期，官职大小也不是最紧要的。在那个豪族时代，门第的高低才是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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