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由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国组成的远征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的率领下，自天津向北京进发。同年8月，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八国联军侵华”。这场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告终，不仅背负了巨额赔款，更使国家主权遭受重创，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进程。
后世常以武器装备落后、军事素质低下来解释清军的溃败，但这并非全部真相。历史记录显示，清军并非没有抵抗能力。在越南战场上，黑旗军曾多次击败法国军队；八国联军进军途中，也在廊坊遭遇清军与义和团的顽强阻击，一度进退维谷。尤其在天津保卫战中，清军在总指挥裕禄和主将聂士成的率领下，与联军激战近一个月，造成联军九百余人伤亡，其中包括25名校级以上军官，展现了相当的战斗力。
然而，天津失守后，战局急转直下。当约两万联军沿运河向北京推进时，沿途部署的清军与义和团兵力合计高达15万之众，却未组织起有效的阻击。联军进军缓慢更多是受夏季炎热气候及茂密青纱帐阻碍，而非遭遇激烈抵抗。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若这15万力量全力抵抗，联军能否兵临城下尚属未知。那么，清军为何最终选择了近乎“不抵抗”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根源，可追溯至更早的对外交涉模式。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抵达天津大沽口，道光皇帝惊慌之下，以惩办林则徐来换取英军退兵。此举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通过处置己方官员来平息洋人怒火。此后，这成了清廷处理外交危机的惯用手段。1870年“天津教案”中，清政府为安抚法国，不仅推翻曾国藩的审理结果，还将天津府县官员革职流放，并处决20名中国民众“抵命”。这种“弃卒保帅”的思维，深深植根于晚清高层的决策逻辑中。
在八国联军事件中，清廷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她先是默许乃至支持义和团围攻使馆，不久又下令停火并送去慰问物资，旋即再度下令进攻。这种反复无常的指令，让前线将领无所适从。攻打使馆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谁也无法预料，一旦真攻下使馆，慈禧太后是否会转而追究“擅启边衅”之罪。据传，奉命炮击使馆区的将领张怀芝曾向荣禄索要书面命令，荣禄未给，只言“炮声一响，宫里听得见”。张心领神会，此后炮声隆隆，却多射向空地。这虽属野史，却生动反映了当时朝廷上下“揣摩上意”、明哲保身的普遍心态。
当朝廷决策层首鼠两端，前线将士自然难以凝聚死战之心。除了裕禄、聂士成等少数将领竭力抵抗外，多数文武官员已失去战意。慈禧太后在局势危急时处死主和派大臣许景澄、袁昶等人，非但未能扭转颓势，反而加剧了朝臣的离心离德。最终，在联军攻入北京前夕，慈禧太后只能携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为这场荒诞而悲壮的战争画上了屈辱的句号。清军的不抵抗，并非单纯源于军力不济，更是晚清政治腐朽、战略混乱、人心离散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