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河北的掌控权成为群雄逐鹿的关键。袁绍早已将冀州视为成就霸业的基石，他曾向曹操吐露心迹：若能南据黄河，北依燕代之地，兼收北方部族之力，便可南向争夺天下。这一战略眼光颇具远见。冀州作为“天下之重资”，不仅人口稠密、粮草丰足，更是光武帝刘秀昔日中兴汉室的根基所在，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袁绍凭借冀州之力南下，确曾拥有极高的胜算，只是在官渡遭遇了意外的挫败。
反董卓联盟瓦解后，袁绍迅速将目光锁定在当时的冀州牧韩馥身上。恰在此时，两件大事动摇了韩馥的统治：先是冀州大将麴义叛投袁绍，随后公孙瓒率领威震塞外的“白马义从”大军南下，在安平大败韩馥。内忧外患之下，韩馥的处境岌岌可危。
韩馥就任冀州牧时，为巩固权力，大量任用其颍川同乡，形成了以荀谌、辛评、郭图等人为核心的“颍川集团”。这一做法虽在短期内强化了其个人掌控，却疏远了以审配、田丰为代表的冀州本土士族，导致统治基础出现裂痕。当袁绍这位更具声望与魅力的同乡（汝南与颍川同属豫州）出现时，颍川集团迅速转向，与冀州本土势力合力劝进。最终，在荀谌委婉而暗含威慑的游说下，韩馥被迫让出印绶，袁绍由此接管冀州。不久，韩馥在疑云中离世，袁绍正式成为河北最强大的势力之一。
袁绍接手冀州时，正值公孙瓒势力的巅峰期。公孙瓒长期镇守北疆，麾下以“白马义从”为核心的骑兵曾令鲜卑、乌桓闻风丧胆，其堂弟公孙范更在青州大破黄巾，声势如日中天。南下争冀，公孙瓒志在必得，甚至提前任命了冀州刺史。
然而，袁绍并未退缩。双方在界桥以南展开决战。袁绍麾下麴义率领精兵为先登，以强弩狙击公孙瓒的骑兵冲锋，一举击溃其三万大军，并阵斩其冀州刺史严纲。战斗中，袁绍一度身陷重围，却掷盔于地，高呼“大丈夫当前斗死”，极大鼓舞了士气。最终，公孙瓒精锐“白马义从”溃散，界桥之战以袁绍大胜告终。此役不仅挫败了公孙瓒南下的锋芒，也为袁绍在河北站稳脚跟奠定了基础。
界桥战败后，公孙瓒退回幽州，实力虽损，仍具一战之力。此时，幽州牧刘虞趁机发难，却反被公孙瓒击败擒获。借朝廷使者到访之机，公孙瓒以“谋反”罪名处决了刘虞。这一决策看似消除了政敌，实则引发了灾难性后果。
刘虞在幽州素有仁厚之名，深得本土豪族与民众拥戴。公孙瓒出身虽为豪族，却因“母贱”而常被士族轻视，他对此也报以激烈对抗，打压甚至杀害了许多幽州“衣冠子弟”。处死刘虞后，刘虞旧部鲜于辅、阎柔等人迅速集结，联合乌桓、鲜卑部族，并得到袁绍派兵支援，在潞县大败公孙瓒部将。北线溃败，迫使公孙瓒放弃蓟城，南撤至易县（今河北雄县）。
在易县，公孙瓒倾力建造了著名的“易京”防御体系。他挖掘十重壕堑，中央筑起高五六丈的土台，其上再建十丈高楼，以铁门加固，四周又令诸将各自修建楼橹数千。这一工程规模浩大，兼具防御与屯田功能，公孙瓒自信“兵法，百楼不攻”，意图据此长期固守，观望时变。
选择易县，公孙瓒有多重考量：其一，此地北有拒马河、南临易水，地处白洋淀北岸，水网密布，不利于骑兵展开，可有效抵消袁绍与乌桓的骑兵优势；其二，易县为其封侯之地，筑城据守符合当时豪族建坞堡的传统；其三，当时流传“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的童谣，易县恰处幽冀交界，被公孙瓒视为应谶之地。
然而，看似固若金汤的易京，却因公孙瓒自身的诸多失误迅速陷落。
首先，防御体系管理失当。公孙瓒规定各楼橹守军不得相互救援，认为援军会导致守军懈怠。这使千重楼橹沦为孤立据点，敌军攻其一处，余者坐视，守军往往因绝望而降。
其次，消极固守丧失主动。公孙瓒曾计划率精锐联合黑山军出击袁绍后方，这本是扭转战局的奇策。但其长史关靖以“军心依恋家小，将军出走则易京立危”为由劝阻，公孙瓒听信此言，放弃出击，陷入被动挨打之境。
最后，机密泄露满盘皆输。公孙瓒遣子公孙续联络黑山军张燕求援，书信却被袁绍截获。袁绍命陈琳伪造回信，约定举火为号。公孙瓒中计出击，遭遇埋伏，主力尽丧。袁绍军随即挖掘地道直抵其核心高楼之下。走投无路之际，公孙瓒杀尽妻儿，引火自焚，河北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易京之战的结局表明，再坚固的防御若缺乏灵活的战略、统一的指挥与人心的凝聚，也难以持久。公孙瓒虽据地利，却败于人和与己身之误，其兴衰历程，至今仍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