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覆灭后，其残余势力退守漠北，与新兴的明王朝形成了长期对峙。这种对立不仅源于政治权力的更迭，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经济与生存资源的断裂。在元朝统治时期，蒙古贵族与部众得以享用中原丰沛的物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北遁之后，这种供给戛然而止。史载漠北地区铁器极度匮乏，普通牧民甚至需共用或拆分生活器皿，军事装备也多依赖劫掠，缺乏稳定的生产能力。这种物质上的巨大落差，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面对北方的蒙古势力，明朝采取了“抚驭羁縻”与严格限制并举的双重策略。一方面，朝廷试图通过有限的互市贸易来分化、安抚蒙古各部；另一方面，出于国防安全与财政考虑，明廷对“通贡”设置了严苛的限额，并严禁铁器等战略物资流出关外。这一政策的本意在于削弱潜在对手，却无形中加剧了蒙古地区的生存危机，迫使各部为获取必需品而持续南扰，形成“越封锁越劫掠，越劫掠越封锁”的恶性循环。
在长期的对抗与损失中，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逐渐认识到，劫掠并非长久之计，稳定的贸易关系对双方更为有利。他多次派遣使臣，携带文书，向明廷表达“持符矢，请贡市”的意愿，希望建立正式的朝贡贸易体系。然而，从嘉靖十三年到二十九年的十数年间，俺答汗的请求均遭明廷断然拒绝。期间，明廷甚至处死了前来求贡的使臣石天爵，这种强硬姿态彻底堵塞了和平交涉的渠道，也耗尽了蒙古方面的耐心。
长期的请贡无果后，俺答汗决定以武力迫使明朝坐到谈判桌前。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年）六月，蒙古大军进逼大同，在获得守将贿赂后转而东进。八月，俺答汗部突破古北口，连克怀柔、顺义，兵锋直指通州，最终陈兵于北京城下。突如其来的威胁让嘉靖皇帝与朝廷陷入极大恐慌。此时京师防务空虚，仓促之间只能征调老弱军士及紧急诏令各地兵马“勤王”，局势一度岌岌可危。
就在蒙古军队占据优势之际，俺答汗却出人意料地停止了攻势。他释放俘虏，再次向明廷传递了求贡的意愿。经过激烈廷议，明廷在大学士徐阶的建议下，以含糊的承诺换取了俺答汗的退兵。次年，明朝被迫在大同开设马市。开市之日，俺答汗亲自到场，献上贡品，并严令部众遵守秩序，甚至交还了部分明朝叛臣，以示诚意。然而，明朝君臣始终视此议和为屈辱的“城下之盟”，心存芥蒂。当蒙古方面希望扩大贸易范围，以牛羊交换粮食时，明廷便以“贪求无厌”为由，单方面关闭了仅维持一年的马市，短暂的和平遂告破裂。
庚戌之变并非一次单纯的边境冲突，它深刻揭示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抗的复杂关系。中原的丝绸、茶叶、铁器、粮食是草原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补充，而草原的马匹、毛皮亦是中原所需。当正常的贸易通道被人为阻断，武力便成为打通这条经济命脉的最后手段。这一事件也反映出明朝中期，在国防战略上过于僵化，未能以更灵活务实的方式处理边疆民族关系，最终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