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荆州失守，关羽败亡。这不仅是蜀汉失去了一位威震华夏的统帅，更意味着其重要的战略门户与北伐跳板就此易手。荆州之失，如同被斩断一臂，让原本“跨有荆益”的隆中战略构想出现了致命的裂痕，蜀汉的国力与地缘优势骤然衰减。
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称帝，国号“汉”。称帝不久，他便不顾诸葛亮、赵云等众多臣子的极力劝阻，执意举全国之兵东征孙权。表面上看，这是为结义兄弟关羽报仇的悲情之举；深层次里，夺回荆州这一战略要地，重新打通进军中原的通道，才是其核心目标。东吴方面曾遣使求和，但被复仇心切且意图明确的刘备断然拒绝，大战一触即发。
夷陵之战的结果，以蜀汉的惨败告终。最直接、最触目惊心的损失便是兵员。据史料记载，刘备东征所率的数万大军（一说四万，一说五万，亦有记载称更多），在陆逊的火攻与反击下几乎全军覆没。这些士兵多是历经战阵的川中精锐，是蜀汉政权赖以生存的军事支柱。此一役，蜀汉多年积累的核心野战力量损失殆尽，国家元气大伤，从此彻底丧失了在三国鼎立格局中主动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的能力。
比兵力损失更为深远和致命的，是顶级人才几乎在同一时期的集中丧失。这并非仅发生于夷陵战场，而是一个始于荆州失守的“灾难链”：
首先，关羽、关平、周仓等荆州军团核心将领战死。紧接着，上庸守将刘封因不救关羽被问责处死，导致上庸三郡得而复失。更令人痛心的是，刘备集团的核心谋士、被比作郭嘉的法正，已于220年病逝，年仅四十五岁。诸葛亮后来曾叹息，若法正健在，必能劝阻刘备东征，即便不能，也定不会遭此惨败。
祸不单行，就在夷陵之战前夕与期间，蜀汉的“五虎上将”也接连凋零：老将黄忠于221年病故；“万人敌”张飞因暴虐部下，在出兵前被刺杀；骁勇的马超也于222年郁郁而终。而夷陵战场上，张南、冯习、傅彤等中生代将领，以及相助的蛮族首领沙摩柯，皆力战而死。短短三四年间，蜀汉经历了自创始人团队以来最严重的人才断层，文武栋梁折损过半。
最大的损失，或许是精神领袖刘备的陨落。夷陵惨败对刘备的身心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他退守白帝城后一病不起，于223年含恨托孤，溘然长逝。刘备的死亡，对蜀汉的打击是根本性的。他不仅是皇帝，更是这个政权的灵魂与旗帜，其非凡的个人魅力与“兴复汉室”的号召力，是凝聚四方人才与民心的关键。他的离去，使得蜀汉政权失去了最核心的向心力，瞬间从“创业扩张期”跌入“危急存亡之秋”。
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绝非危言耸听。夷陵之战后，蜀汉国土局限于易守难攻却也封闭的益州，人口、兵力、人才全面萎缩。尽管后来有诸葛亮鞠躬尽瘁的治理与北伐，但综合国力已难以与曹魏抗衡，更失去了问鼎中原的最佳战略窗口。这场战役，如同一道分水岭，彻底奠定了蜀汉作为三国中最弱小一方的格局，并为其最终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