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战争尘埃落定，天下初归一统。汉高祖刘邦在山东定陶登基称帝后，并未立即确定国都，而是暂居洛阳，似乎有意将这座中原名城作为新王朝的心脏。然而，历史的走向最终却指向了关中长安。这一重大决策的背后，不仅是地理与战略的权衡，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智慧与帝国长治久安的深远布局。
当时，朝堂之上定都洛阳的呼声甚高，这主要源于三个层面的普遍认知。
首先，是历史惯性的影响。自东周以来，洛阳长期作为王畿所在，承载着“天下之中”的政治象征意义。在群臣看来，周室享国数百年，而建都关中的秦朝二世而亡，这似乎证明了洛阳作为都城更具“王气”。其次，刘邦的创业团队核心成员，如萧何、曹参、樊哙等，多为函谷关以东的“山东”人士。定都洛阳意味着离故乡更近，这符合古人深厚的乡土情结与“衣锦还乡”的期盼。再者，洛阳本身地理条件优越：东据成皋，西靠崤函，北依黄河，南临伊洛，形胜之地，易守难攻，且居于四方辐辏之位，便于控制关东广袤地域。
在一片“都洛”声中，一个名叫娄敬的戍卒求见刘邦，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力陈洛阳作为都城的潜在弊端，并极力主张定都关中。
娄敬指出，汉得天下与周得天下有本质不同。周以德服人，而汉以力征经营，是“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后取得的政权。因此，政权初期必然面临关东潜在势力的挑战。洛阳虽为天下之中，但地势平缓，腹地有限，一旦有变，则四面受敌，无险可守。反观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为固。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大散关、北有萧关，天然形成一座坚固的堡垒。进可出关控驭天下，退可闭关自守，积蓄力量。他将关中的战略优势形象地比喻为“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娄敬的分析虽精辟，但其人微言轻，未能使刘邦立刻下定决心。真正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是“谋圣”张良的支持与深化。
张良完全赞同娄敬对地理形势的分析，并进一步阐述了关中的综合优势：其一，经济基础雄厚。关中平原经过秦国长期开发，郑国渠灌溉之下，已是沃野千里的粮仓。南接富庶的巴蜀天府之国，北有河套草原可资畜牧，物产丰饶，足以支撑都城庞大的消耗。其二，交通与战略机动性强。关中水系发达，渭河、黄河可通漕运，平时能转运天下物资，战时则能顺流而下，输送兵员粮草。秦始皇修建的驰道网络，更使关中与各地的联系畅通无阻。张良总结道，关中乃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定都于此，方可“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言彻底打消了刘邦的疑虑。
除了娄敬与张良明面上分析的军事地理与经济因素，还有一个更深层、更关键的原因促使刘邦最终西迁：关中是他的“革命根据地”和权力大本营。
自刘邦率先入关中，“约法三章”赢得秦地民心起，关中便成为他最稳固的后方。楚汉相争的四年间，萧何坐镇关中，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士卒、粮饷，使得刘邦虽屡战屡败，却总能恢复元气。关中的百姓、官僚乃至原秦国的贵族势力，都已与汉政权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选择定都长安，正是扎根于自己最忠诚、最可靠的基本盘。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这仿佛是历史的一次重演：战国时，秦国依托关中与巴蜀，扫灭六国，一统天下；楚汉时，刘邦又以同样的地域为基础，击败项羽，再建统一。定都关中，意味着汉朝继承了秦帝国的地理遗产与成功经验，意图开创一个同样强盛而持久的王朝。
于是，刘邦当日便下令车驾西行，定都关中，并在秦都咸阳附近的渭河南岸营建新都，取“长治久安”之意，命名为“长安”。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西汉两百年的国运，也为后来多个强盛王朝定都关中奠定了基础，深刻塑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格局。长安，从此作为帝国荣耀的象征，在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