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阅读《中论·复三年丧》一文后，不禁潸然泪下，并对近臣感叹道：“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昨见徐干《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这番感慨，直指其父李渊的丧葬礼仪未尽周全。彼时正值太子李承乾谋反风波，或许正是在这复杂的家庭与权力纠葛中，李世民才更深切地体会到当年父亲被迫退位后的心境。
玄武门之变仅仅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便下诏禅位于李世民，然而他迁出象征皇权的太极宫，却是在三年之后。这其中的延迟，深刻反映了李渊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作为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晚年已年过六旬，早年征战四方的锐气逐渐被宫廷的安逸生活所取代。他深知隋朝覆灭的教训，一方面享受着帝王尊荣，另一方面也担忧自己的懈怠可能危及江山社稷。在李世民通过政变确立绝对权威后，李渊审时度势，选择主动退居太上皇之位，这既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为保障自身晚年安宁的务实之举。
迁居大安宫后，李渊过上了名副其实的“退休”生活。尽管这座宫殿规模不及太极宫宏伟，但李世民在物质供应上从未怠慢。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每日都会派遣高阶内侍为父亲送去珍馐美味。一次，李渊年幼的第十八子李元名面对送餐官员未行大礼，并直言：“此我二哥家吏也，何须拜？”李世民得知后非但不怒，反而称赞：“此真我弟也。”这段轶事侧面反映出：李渊的日常用度保持皇家水准；李世民持续关注父亲起居；幼弟与父亲同住，享受天伦之乐；且李渊并未在子嗣面前流露对李世民的怨怼，家庭氛围相对缓和。
贞观四年，李世民平定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的消息传回长安。曾亲历战阵的李渊深知此役意义重大，联想到汉高祖刘邦终生未能雪白登之围的耻辱，而自己的儿子却成就如此功业，内心感慨万千。他在大安宫设宴庆贺，席间亲自弹奏琵琶，李世民即兴起舞相和，场面一度十分融洽。此后数年，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常亲自侍奉太上皇宴饮。贞观八年，李渊甚至与李世民一同检阅军队，“两代帝王并肩而立”的场景，标志着父子间公开关系的显著缓和。
随着年事渐高，李渊患上了风疾，对寒暑尤为敏感。李世民曾多次邀请父亲前往九成宫避暑，但李渊因隋文帝杨坚崩逝于此而心存忌讳，始终不愿前往。为让父亲安度晚年，李世民于贞观八年下令营建大明宫。遗憾的是，宫殿尚未竣工，李渊便与世长辞。李世民原欲以汉高祖长陵的规格为父亲修建献陵，但因工期紧迫，最终不得不缩减规模，这也成为他日后追悔不已的遗憾之一。
纵观李渊的晚年，其生活境遇随着李世民皇位的巩固而逐步改善。初期虽有一定程度的行动限制，但物质待遇始终维持皇家标准。随着时间推移，父子二人逐渐找到了新的相处模式，从政治对手转变为带有亲情纽带的“前后任”。李渊在生命最后十年里，既远离了朝堂纷争，又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儿子开创的“贞观之治”，其晚年生活远非囚徒般的幽禁，而是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度过了身为开国皇帝的特殊“退休”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