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至1861年间，在长江中游的安庆城内外，一场决定太平天国命运的生死决战持续了四百多个日夜。这场被称为安庆保卫战的战役，不仅是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的军事较量，更是一场关乎政权存续的战略博弈。安庆作为天京（今南京）的上游屏障，素有“金陵门户、江表咽喉”之称，其得失直接关系到太平天国核心区域的安危。然而，这场倾注了太平天国最后精锐力量的防御战，最终以城池陷落、数万将士殒命的惨痛结局收场，也为太平天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安庆保卫战的失败，首先源于太平天国高层战略意志的不统一与前线将领间的严重分歧。天王洪秀全虽意识到安庆的重要性，调派李秀成与陈玉成两大主力兵团进行救援，但并未形成铁板一块的指挥体系。1860年秋冬之际，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大军一度兵锋直指曾国藩设在祁门的指挥部，最近时仅距六十里。曾国藩惊恐万状，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尽。然而，李秀成并未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战机一举摧毁湘军指挥中枢，也未按原定计划西进湖北以牵制敌军，反而擅自转向浙江、江西。这一决策使得湘军获得了喘息之机，也让安庆守军失去了最佳的援救窗口。
另一方面，英王陈玉成在执行“围魏救赵”、进军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的计划时，于1861年春逼近武汉。但面对英国外交人员的劝阻与军事威慑，陈玉成未能展现出破釜沉舟的决心，轻易放弃了攻取武汉的战略目标。两位主要统帅在关键时刻均表现出犹豫与动摇，反映出太平天国后期军事行动缺乏坚定统一的战略决心。
比战略分歧更致命的是，太平军在安庆战场上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权责分明、号令统一的前线指挥系统。陈玉成、李秀成以及其他参与救援的部队，如杨辅清、黄文金等部，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战术协同与信息互通，往往被湘军分割阻击，无法形成合力。这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领导的湘军形成了鲜明对比。湘军以安庆为主攻方向，各部在曾国藩的统一调度下，围城打援，步步为营，体现了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
太平天国自“天京事变”后，中枢权威严重削弱，洪秀全为制衡诸王，多采取分封制衡的策略，这直接导致了战场上“兵权不一”的混乱局面。古代兵家强调“兵权贵一”，而太平军恰恰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其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必然。
安庆保卫战的惨烈程度，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极为罕见。战役进入1861年关键阶段后，几乎每一场战斗都伴随着巨大的伤亡。
1861年5月末，湘军趁陈玉成前往天京求援之机，集结重兵猛攻太平军在安庆城外的重要据点赤冈岭。四千太平军精锐在孤立无援、粮草断绝的情况下坚守一周，最终营垒被攻破，全军覆没，湘军未留一名俘虏。紧接着，湘军转向菱湖北岸的太平军营垒，八千守军在粮食耗尽后被迫投降，却全部遭到曾国荃部无情处决。仅这两次战斗，太平军就损失了一万两千名经验丰富的战士。
同年8月下旬，陈玉成返回前线，亲率大军对安庆进行最后一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救援。太平军将士前赴后继，与湘军在壕垒之间展开惨烈肉搏，史载“尸填壕堑，血染江流”。然而，在湘军严密的防御工事和强大的火力面前，救援行动终告失败。
1861年9月5日，随着湘军挖掘的地道爆破成功，安庆城墙被炸开缺口，如潮的清军涌入城内。城内两万余太平军守军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围困后，仍进行了最后的巷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湘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长期的围城和激烈的攻城战中，自身伤亡也极为惨重，估计总数亦以万计。
综合计算，在整个安庆保卫战期间，太平军仅在几次主要战斗中明确记录的阵亡人数就超过三万两千人，若加上各处零星战斗的伤亡以及清军的损失，总伤亡数字无疑更为惊人。这场战役不仅消耗了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军事力量，更在心理和士气上给予了其沉重一击。安庆的失守，意味着天京的西大门彻底洞开，太平天国运动的衰亡进程已无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