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影视作品的演绎中，秦昭襄王的继位常被描绘为兄长秦武王的临终指定。然而，历史的真相远比戏剧更为复杂。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因举鼎意外身亡，这位年轻君主并未留下子嗣，也未曾明确指定继承人，由此在王位空悬的危机下，一场决定秦国未来命运的激烈角逐悄然展开。
秦武王骤然离世，留下了一个没有直接继承人的庞大帝国。按照当时的继承规则，新君只能从武王的弟弟中产生。然而，这并非一场和平的禅让，而是一场涉及国内外多方势力的残酷斗争。最终登上王位的，并非顺理成章的“指定者”，而是博弈中的最终胜利者。
秦武王死后，秦国朝堂迅速分化成三大政治集团。以惠文后和武王后为核心的魏系集团，凭借其尊贵的后宫地位与魏国背景，力推庶长公子壮；而以芈八子与其弟魏冉为首的楚系集团，则支持远在燕国为质的公子稷；此外，以“智囊”樗里疾为代表的宗室力量，则持观望态度，其倾向足以左右局势。
表面上看，拥有王后与太后双重支持的魏系集团占据绝对优势。芈八子当时仅为八子爵位，其弟魏冉也尚未手握重权。公子壮年长且拥有一定政治根基，而公子稷却远在异国。然而，政治博弈从来不只是账面实力的对比。
楚系集团能在劣势中实现逆转，关键在于获得了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与内部宗室的默许。其中，赵武灵王的介入可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于正值胡服骑射改革、国力上升期的赵国而言，护送公子稷回国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政治投资：若成功，则新秦王将欠下赵国恩情；若引发秦国动荡，则更符合赵国的战略利益。
与此同时，以樗里疾为首的宗室力量很可能也倒向了楚系一方。史载，公子稷即位后，樗里疾地位稳固，而左丞相甘茂却很快出逃，这或许正是权力重新分配与政治妥协的结果。
公子稷的即位并非斗争的终点。秦昭襄王二年（公元前305年），以公子壮为首的魏系势力发动了“季君之乱”。这场迟来的叛乱恰恰说明，楚系集团最初是通过妥协与承诺暂时安抚了对手。而当权力平衡最终被打破，血腥的清洗便不可避免。叛乱被平定后，魏系集团彻底失势，楚系外戚集团从此牢牢掌控了秦国朝政。
宣太后（芈八子）的临朝称制、魏冉等人的封侯拜相，标志着楚国背景的政治势力在秦国达到了顶峰。而秦昭襄王在位初期与赵国保持的相对和睦关系，或许正是对当年护送之功的一种政治回报。至于后来秦赵之间爆发的长平之战等惨烈冲突，那已是时移世易、国家战略超越个人恩惠的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