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7年，元朝遣使与南宋议和，提议双方罢兵修好，并在樊城外设立榷场以通商贸易。这一看似和平的提议，实则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战略布局。南宋朝廷未能识破其背后的军事意图，允许榷场规模不断扩大，其内栅栏围栏绵延数里，已初具军营雏形。仅仅五个月后，元朝五万铁骑突袭而至，屠戮场内宋商，随即以此为基础建立前线营寨。此举不仅一举切断了樊城的粮道，更使元军获得了进攻襄樊二城的战略支点。随着元军兵力不断集结，南宋在长江中游最重要的战略屏障——襄樊地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不久，元世祖忽必烈任命阿术为主帅，降将刘整为副帅，率领蒙古铁骑及归附的南宋水师，正式发动对襄樊的进攻，历时六年的襄阳大战就此拉开帷幕。一方是横扫欧亚、野战无敌的蒙古军队，另一方则是南宋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的襄樊精锐。战争初期，双方在一年内交锋超过两百次。宋军虽在野战中处于下风，但凭借汉水天险与坚固城防，顽强抵抗，使元军进展缓慢。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围城战极大地刺激了军事技术的革新。元军借助来自阿拉伯的工程专家，对回回炮（投石机）进行了革命性改进，大幅提升了其射程、精度与发射速率。改进后的巨型投石机，能日夜不停地向城内抛射巨石，每日造成宋军上百伤亡，战争的残酷性骤然升级。
战事陷入胶着后，南宋朝廷紧急命令四川、两淮的军队驰援襄樊。襄阳守将吕文焕也多次主动出击，试图打破封锁，但均被元将阿术击退。樊城被围一年后，宋将张世杰率先率军赶到，在汉江上与元军展开激战，意图打通连接襄、樊二城的粮道。然而，元军已牢牢控制汉水水道，宋军逆流作战，阵型难以展开，最终失利退回。随后，四川制置使夏贵利用春季汉水暴涨之机，成功以船队将部分粮草衣物送入襄阳，一度提振了守军士气。然而，同年夏季的又一次大规模救援行动，却在元军沿江堡垒的猛烈阻击下失败。连续的援救失利，加之宋军方面最具威望的边帅吕文德病故，严重打击了宋军士气，恐惧与绝望的情绪开始在军中蔓延。
至此，战争天平已明显向元朝倾斜。元军阵营名将云集，除阿术、刘整外，史天泽、张弘范等后世名将亦汇聚于此，统帅超过十万精锐。元军调整战略，决心不惜代价夺取襄樊，各地物资辎重源源不断运抵前线。襄樊城外，一时牛羊遍野，旌旗蔽日，展现出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尽管吕文焕集团依托险要地形仍在顽强抵抗，使元军无法速胜，但元军主帅史天泽采取了更为致命的长期围困策略。元军通过修筑长围、建立城寨，逐步压缩包围圈，将宋军的活动空间死死限制在襄、樊两座孤城之内，再无战略纵深可言。同时，元军对任何外来援军都予以坚决打击，逐渐消耗掉了南宋本就不多的生力军。
公元1273年，战局进入最后阶段。元军集中兵力猛攻樊城，城破后，进行了残酷的屠城，以此震慑襄阳守军。此时的襄阳，彻底沦为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地，城内饿殍遍野，伤兵满营，士气崩溃。在元军承诺保全军民性命的劝降下，坚守六年的吕文焕最终于1273年二月开城投降。历时近六年的襄樊之战，以南宋的彻底失败告终。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南宋政权腐朽、战略短视的集中体现。正如降将刘整所言：“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得。”襄阳失陷后，南宋长江防线门户洞开，仅数年后，元军便顺江东下，攻破临安，终结了南宋的统治。
历史的轨迹往往充满循环。一个世纪后，元朝同样在襄阳、汉口一带，被起义军领袖陈友谅以水师大破，从而走向衰亡。襄樊的得失，仿佛一个关乎中原政权命运的隐喻，在历史长河中反复回响，警示着后人关于战略要地、外交警觉与国家兴衰的永恒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