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中叶，东亚的政治版图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重塑。一场由唐朝主导的跨海远征，彻底终结了朝鲜半岛西南部存在了数百年的百济王国。这场战役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隋唐以来中原王朝经略东北亚、重构区域秩序的关键一环，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军事同盟与战略利益的激烈博弈。
在唐军舰队扬帆东渡之前，朝鲜半岛长期维持着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足鼎立的微妙平衡。其中，高句丽疆域最广，军事实力最强，自隋代起便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隋炀帝三征高句丽而未果，反而耗竭国力，成为隋朝覆亡的重要诱因。唐朝建立后，继承了这一地缘难题。
唐太宗李世民曾试图以武力解决高句丽威胁，数次亲征，虽取得战术胜利，却未能达成战略上的彻底征服。与此同时，百济与高句丽结成了稳固的同盟关系。两国不仅在经济、文化上往来密切，在军事外交上更是步调一致，共同对抗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并屡次阻断新罗与唐朝之间的朝贡通道与使节往来。这种封锁，对意图构建以自身为中心的“天可汗”国际体系的唐朝而言，是一种直接的挑战与蔑视。
新罗在三国竞争中常处守势，深受高句丽与百济的南北夹击之苦。在生存压力下，新罗武烈王金春秋毅然采取“事大主义”政策，全面倒向唐朝，不断遣使求援，将半岛内部矛盾上升为唐朝必须介入的国际事务。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面对百济与高句丽变本加厉的挑衅，以及新罗情真意切的求救，终于下定了军事干预的决心。朝廷几番下诏斥责百济无效，外交手段宣告失败。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做出了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决策：暂缓对强敌高句丽的正面强攻，转而集中精锐，跨海直击其盟友百济。这一“断其羽翼”的策略，旨在通过灭亡百济来震慑高句丽，使其陷入孤立，同时也能在半岛南部获得一个稳固的军事前进基地，为日后南北夹击高句丽奠定基础。
是年三月，唐朝任命名将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统率水陆大军十万，从山东成山（今荣成）渡海东征。新罗王金春秋亦率新罗军五万配合，组成唐新联军。百济闻讯，急调重兵据守熊津江（今锦江）口险要，企图阻截唐军登陆。
苏定方指挥若定，唐军舰队强行登陆，大破百济守军于江口，旋即水陆并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在都城外围，百济倾举国之兵作最后决战，但唐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野战之中迅速击溃百济军主力，兵临城下。
都城被围之际，百济内部却发生了分裂。义慈王与太子北逃，次子扶余泰竟在危难之际自立为王，据守内城。然而，人心涣散，扶余泰之子及众多大臣率先开城投降。眼见大势已去，扶余泰也只能束手归降。至此，立国近七百年的百济王国，在立国之战后不到一个月便宣告灭亡。
百济虽亡，故事却未结束。唐军主力撤回后，百济故地迅速掀起了复国运动。遗臣鬼室福信、僧人道琛等拥立王子扶余丰为王，并向隔海相望的倭国（日本）求援。663年，庞大的倭国援军与百济复国军汇合，与留守的唐军及新罗军，在白村江（今韩国锦江下游）口展开了一场决定东亚未来数百年命运的海上决战。
唐军将领刘仁轨、孙仁师等，凭借先进的战舰、高超的战术和火攻之策，以少胜多，几乎全歼倭国舰队。白村江之战彻底粉碎了百济复国的希望，也沉重打击了倭国势力向朝鲜半岛的扩张野心，迫使日本在此后数百年间转而潜心学习唐朝文化。此战之后，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都督府等五都督府，将其正式纳入羁縻统治体系，朝鲜半岛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为新罗日后统一半岛南部扫清了最大障碍。
纵观唐灭百济之战，它不仅是唐朝一次成功的军事远征，更是一次深远的地缘政治实践。唐朝通过此战，成功将势力深入朝鲜半岛，改变了东亚国际力量的对比，其影响远播海外，奠定了盛唐时期东北亚的国际新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