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登基称帝，建立汉室政权，史称“蜀汉”。这个以“匡扶汉室”为旗帜的政权，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忠臣义士的壮烈篇章，却也难以避免背叛的阴影。其中，有三位人物的倒戈，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三国历史的走向，被后世并称为“蜀汉三叛”。
谈及蜀汉的背叛者，糜芳与傅士仁是绕不开的名字。他们的背叛，直接导致了“武圣”关羽的陨落，成为蜀汉政权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之一。
傅士仁是幽州广阳人，与刘备同乡，自刘备起兵之初便誓死相随，堪称最资深的从龙之臣。糜芳与其兄糜竺则出身徐州巨富之家，早年追随陶谦。陶谦病逝后，糜氏兄弟奉遗命迎刘备入主徐州，从此倾尽家资，全力辅佐，糜芳的妹妹更嫁与刘备为妻。在刘备颠沛流离的早期生涯中，糜氏兄弟的财力与忠诚是支撑其事业的重要基石。
正因如此深厚的渊源，刘备称汉中王后，对糜芳、傅士仁委以重任。关羽镇守荆州时，糜芳官拜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傅士仁则为将军，驻守公安，共同承担着荆州防务的核心职责。
然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关羽发动北伐，围攻襄樊，命二人督运军资。二人未能如期完成任务，关羽震怒，扬言“还当治之”。加之平日关羽心高气傲，对二人多有轻慢，长期积累的怨愤与对惩罚的恐惧，最终动摇了他们的忠诚。当东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时，傅士仁率先在公安开城投降。糜芳起初尚在江陵坚守，但见盟友已降，大势已去，最终也选择了献城。此举使得关羽北伐大军退路被断，最终败走麦城，父子被害。两位追随刘备近三十年的元老，在关键时刻的背叛，成为了蜀汉历史上最惨痛的损失之一。
与糜、傅二人不同，零陵太守郝普的“叛臣”之名，夹杂着更多的无奈与时代背景的复杂性。
郝普，字子太，义阳人。刘备入主益州后，任命他为零陵太守。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派吕蒙率军争夺荆州的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沙、桂阳二郡望风归附，唯独郝普坚守零陵不降。当时，刘备正亲率五万大军从蜀中赶来支援，关羽也领兵三万前来争夺，形势一度紧张。
吕蒙为求速胜，并未强攻，而是施展计谋。他找来郝普的旧友邓玄之，令其传话，谎称刘备在汉中陷入苦战、关羽在南郡已被击败，援军无望。郝普信以为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为保全城中军民，出城欲与吕蒙谈判。不料吕蒙早已暗中布置，趁其出城时迅速控制了城门。郝普见孙权召吕蒙回军的文书（实为吕蒙事先准备），方知中计，羞愧不已。此次“投降”实为被骗。后经“湘水划界”，郝普得以回归刘备阵营。
然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吕蒙再次偷袭荆州并成功击败关羽。这一次，荆州大势已去，郝普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归顺东吴，并在吴国官至廷尉。晚年，他因与图谋叛乱的隐蕃交好而受到牵连，最终自杀身亡。
后世将郝普与糜芳、傅士仁同列，但评价颇有差异。他的第一次“投降”实属中计，情有可原；第二次则是在大局已定后的无奈选择。因此，将其完全等同于主动卖主求荣的叛徒，历来存在争议。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中，“忠义”被置于极高的地位，尤其在强调正统与气节的封建时代。糜芳与傅士仁的背叛，因其直接导致关羽身亡、荆州丢失，动摇了蜀汉的国本，而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从备受尊崇的元老，瞬间沦为千古罪人，被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为了纪念忠烈，后世在绵竹修建了“诸葛双忠祠”，祭祀为抵抗邓艾大军而战死的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之孙诸葛尚。祠前特意塑有糜芳、傅士仁、郝普三人的石跪像，与成都武侯祠遥相呼应。这一设计，形成了强烈的忠奸对比：“诸葛一门，三代忠贞”的佳话，与“蜀汉三叛”的跪像，共同向后人诉说着忠诚与背叛的天壤之别，以及历史对此截然不同的铭记方式。
蜀汉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与悲剧色彩的历史。这些叛将的故事，如同光鲜锦缎上的刺眼瑕疵，提醒着世人：在波谲云诡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中，个人的抉择如何被放大，并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与后世的评说。忠诚与背叛，有时仅在一念之间，但其代价与回响，却穿越了千年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