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即明神宗、万历帝，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成为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作为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生母为孝定太后李氏，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传奇色彩。隆庆二年（1568年）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后，十岁的朱翊钧登基即位。在统治初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推行一系列改革，社会经济显著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繁荣局面。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间，明神宗主导了“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明朝疆土，但也耗费了大量国库银两。执政后期，明神宗长达28年不上朝，却仍能维持王朝运转。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庙号神宗，葬于十三陵之定陵，其统治对明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万历初年的政治改革核心是“考成法”，于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旨在整治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考成法强调“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升朝廷办事效率，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并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曾言：“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关键变革在于改变国家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终实现“部权尽归内阁”。这实质上是将部分皇权转移至内阁，是对明代官制的重大调整。此外，早朝制度也得到变通。隆庆六年（1572年）起，按张居正安排，一旬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子不朝，以便年轻皇帝攻读经传。然而，后期圣旨免朝日增多，早朝地点从正殿移至宣治门，仪仗减免，御前陈奏趋于形式。
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的态度出现戏剧性转变。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神宗辍朝一日，赐谥文忠、赠上柱国衔；但仅两年后，万历十二年（1584年），神宗在参劾奏疏中指责张居正“专权乱政、欺君忘恩”，下令抄家。张府老弱妇孺被封闭，饿死十余口，仅留少量田宅给其老母。这一转变源于神宗对张居正长期约束的宣泄，也标志着他开始树立自身权威，为亲政奠定基础。
明神宗在军事上展现了果断决策力。万历二十年（1592年），蒙古鞑靼部降将哱拜与其子哱承恩在宁夏银川反叛。神宗派李如松为总兵平叛，李如松采用决黄河水灌城战术，冲开城墙缺口后一举攻破，平息了叛乱。同期，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二十七年（1599年），朝鲜遭日本侵略，王京陷落，仅义州一带未失。神宗鉴于“唇亡齿寒”之理，果断派兵援朝抗倭，战争持续七年多。最终因日本丰臣秀吉去世，侵朝日军撤退，明军取得胜利。此外，万历十七年（1589年），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叛乱，战争断续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军八路进兵，四月告捷，彻底平定播州之乱。这三场战役合称“万历三大征”，虽耗资巨大，但有效巩固了明朝边疆。然而，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次年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死四万余人，开原、铁岭沦陷。神宗起用熊廷弼守辽东，屯兵筑城，才暂时扭转局势。
经济方面，明神宗推动了两次重大改革。首先是清丈田亩，即“清丈田粮”，旨在纠正田制混乱。继朱元璋之后的这次全国性土地清丈，始于万历六年（1578年）在福建试点，至万历八年（1580年）通行全国。户部制定八项规定，至万历十年（1582年）基本完成，新增田地一百四十余万顷，部分地方重编“鱼鳞图册”。此举虽有效调整赋税，但部分地区为求亩数而用小弓丈量，导致“虚额”现象，加重了小农负担。其次是推行“一条鞭法”，于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至全国。此法将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计亩征银，扩大了征收范围，是中国古代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为货币地租创造条件。
张居正去世后，神宗通过征收矿税银增加内库收入，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饷和救灾。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赈灾。但矿监税使也引发社会动荡，代表人物如“高淮乱辽”和“杨荣乱滇”，遭到多方反对。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病中曾下令废除矿税，但不久反悔，此后未再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