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6年，即北宋雍熙三年，宋太宗赵光义在经历高梁河之战的挫败后，经过数年精心筹备，发动了北宋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北伐战役，史称“雍熙北伐”。此次战役，宋太宗几乎调动了举国精锐，意图一举收复自后晋时期便落入契丹之手的燕云十六州，其决心之坚、投入之巨，堪称北宋立国以来对外军事行动的顶峰。
为保障此次北伐，北宋进行了长期且周密的准备。军需物资的征调范围覆盖了七十余州府，动员了数量庞大的民夫负责运输与后勤。参战的禁军精锐达二十万之众，几乎囊括了当时宋朝最富战斗力的部队，各级将领也多为经验丰富的沙场宿将。这一切，无不彰显宋太宗赵光义对收复燕云故土志在必得的雄心。
吸取了高梁河之战轻敌冒进的教训，宋太宗此次采取了更为谨慎的分进合击策略。他坐镇后方指挥，任命老成持重的名将曹彬为全军主帅，统领东路军，作为吸引和牵制辽军主力的“盾牌”；同时，以锋锐善战的潘美为主帅、杨业为副帅，统领西路军，负责攻取山后诸州，充当进攻的“矛头”；另以田重进统领中路军，负责策应并切断辽军西援。三路大军最终计划在幽州城下会师，与辽军进行决战。
战役初期，宋军三路并进，势如破竹。曹彬东路军攻克固安、涿州；潘美西路军连下寰、朔、应、云等州；田重进中路军亦夺取飞狐要地。一时间捷报频传，似乎胜利在望。
然而，辽国在承天太后萧绰的统筹下，迅速做出了精准而致命的应对。辽军洞察到宋军分兵、战线过长的弱点，决定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策略。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精锐驰援，命令名将耶律休哥固守要地，并不断以骑兵袭扰宋军漫长的补给线。辽军的战略核心非常明确：暂弃山后失地，集中全部力量首先击溃宋军最具威胁的东路军主力。
战局的转折点出现在曹彬的东路军。由于推进过快，十万大军的粮道被辽军骑兵袭扰，补给出现困难。曹彬一度退兵雄州以待粮草，此举虽属稳妥，却打乱了宋太宗的全盘计划。在宋太宗严令和麾下诸将求战心切的双重压力下，曹彬被迫携五日粮草再度北进，仓促复攻涿州。时值酷暑，宋军人困马乏，抵达涿州后已无力坚守，只得南撤。
耶律休哥抓住宋军疲惫混乱的良机，率辽军主力于歧沟关发动猛攻。宋军大败，溃退途中溺死、被杀者不计其数，“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若丘陵”。东路军主力覆灭，使得宋太宗合围幽州的战略构想彻底破灭，整个北伐战役的主动权就此易手。
东路军惨败后，辽军开始全面反扑。西路军接到护送已收复四州百姓内迁的诏令。副帅杨业基于敌我形势，提出稳妥的撤离方案，却遭到监军王侁的讥讽与逼迫，指责他畏敌不前。主帅潘美未能有效制止王侁的错误决策。杨业无奈，明知必败，仍毅然率军出击，行前与潘美约定在陈家谷口设伏接应。
然而，当杨业浴血奋战至黄昏，退至约定的陈家谷口时，却发现空无一人。原来，王侁等人误以为辽军已退，为争功竟擅自撤离阵地，潘美未能约束，也随之退走。陷入绝境的杨业力战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其子杨延玉及部将亦全部战死。这场悲剧，不仅使北宋损失了一代名将，也为主帅潘美留下了千古争议。在后世文学演绎中，潘美被塑造成陷害忠良的奸臣“潘仁美”，虽与史实有出入，但其作为主帅，未能坚持正确主张、约束监军、救援部属，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雍熙北伐的失败，是宋辽战略态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战暴露了北宋在外线进攻作战中的诸多致命弱点。首先，在战略协同上，宋军三路大军各自为战，缺乏有效配合与呼应，给了辽军内线机动、逐个击破的机会。其次，在后勤保障上，对深入敌境作战的困难估计不足，庞大的军团极易因粮道被断而陷入被动。最后，在临阵指挥和将帅协调上，存在皇帝远程干预、监军擅权、主帅犹豫不决等多重问题。
反观辽军，其战略部署堪称经典：战略收缩，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对方核心主力；充分发挥骑兵机动优势，袭扰后勤；待敌疲敝，果断决战。此战之后，北宋对辽彻底转入战略守势，“收复燕云”从此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原王朝地缘政治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