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祗，字奉宗，汝南人。他自幼失去双亲，由名士许靖抚养长大。成年后，陈祗因才华初显被朝廷征召为选曹郎，更因精通多种技艺而受到费祎的赏识。这一时期，蜀汉后主刘禅开始宠信宦官黄皓，而黄皓也凭借谄媚之术逐步攀升。在董允在世时，黄皓尚不敢肆意妄为，其官职也仅止于黄门丞。
延熙九年（246年），蒋琬病逝，费祎成为蜀汉实际上的最高权臣。同年，侍中、尚书令董允也离世。陈祗接替董允担任侍中，从此与黄皓相互勾结，形成内外呼应的权力联盟。黄皓借此机会开始干预朝政，从黄门令一路升至中常侍、奉车都尉，逐渐专权。随后，尚书令吕乂去世，刘禅任命陈祗以侍中兼守尚书令，并加封镇军将军，陈祗由此掌控朝中核心事务。
延熙十六年，蜀汉举行岁首大会，费祎意外被郭修刺杀。此后，姜维独掌军权，继续推行北伐曹魏的战略。然而连年征战极大消耗了蜀汉国力，引发朝中众多大臣的反对。姜维虽地位高于陈祗，但因长期远离成都、疏于朝政经营，其影响力逐渐被削弱。相反，陈祗凭借圆滑的处事手段、刘禅的宠信以及与黄皓的紧密关系，权力日益膨胀，最终在朝中地位反超姜维。
延熙二十年，大臣谯周上书指出蜀汉国力疲弱，北伐不仅难以削弱曹魏，反而会加剧自身损耗，因此建议停止用兵。这一观点遭到陈祗的强烈反对。谯周随后写下《仇国论》，阐述休养生息的重要性，但未能阻止姜维的北伐行动。有趣的是，谯周未受惩罚，反被晋升为光禄大夫，可见当时朝中权力博弈的复杂性。景耀元年，陈祗去世，被迫谥为忠候，其生前经营的权力网络也逐渐瓦解。
从陈祗与姜维的权位变化中，可以看出蜀汉后期朝堂的微妙平衡。军事将领虽掌握兵权，但若远离政治中心，易被朝中近臣架空。而陈祗这类官僚，通过结交宦官、迎合君主，往往能迅速积累隐性权力。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蜀汉政权内部的治理危机，也预示了其走向衰落的必然性。历史中的权力斗争，从来不只是明面的军功较量，更是暗处的人际博弈与资源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