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正月，乾隆皇帝驾崩仅十日后，嘉庆帝便以雷霆手段，公布了权臣钮祜禄·和珅的二十款大罪，并赐其狱中自尽，同时查抄其家产。这一系列行动迅速果断，被视为嘉庆帝集中皇权、整肃朝纲的关键一步。对于这位在历史上常被评价为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君主而言，扳倒和珅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光流转，至嘉庆十九年，国史馆将编纂完成的《和珅列传》呈递御前。嘉庆帝审阅后，却大为不满，并因此严厉惩处了相关编纂官员。这一事件，被后世一些解读捕捉，进而衍生出“嘉庆在十五年后后悔诛杀和珅”的传言。甚至有人引用嘉庆帝对和珅“并非一无是处”的只言片语，试图佐证其内心的悔意。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仔细审视嘉庆帝当时的谕旨，便能清晰洞见其本意。他主要指出了国史馆的三个问题：其一，列传编纂耗时十五年，过于迟缓；其二，内容空洞，仅罗列官阶履历，对其生平重大事实，尤其是罪状记载严重缺失，却大量堆砌皇帝下旨问罪的谕令；其三，编纂官员擅自删减了原本记载的、由乾隆皇帝亲自谴责的和珅数条罪状。
由此可见，嘉庆帝的震怒，并非源于对处置和珅的后悔，而是源于史官工作的严重失职。这种记载的疏漏与扭曲，无法向后世清晰展现和珅的罪行，也无法彰显朝廷惩奸罚恶的公正性，这直接关乎历史的评价与皇权的威严。
《清实录》中保存的嘉庆帝谕旨，明确表达了他的核心关切：“若传至数百年后，但据本传所载，考厥生平，则功罪不明，何以辨贤奸而昭赏罚。”这句话清晰地表明，嘉庆帝担心的是因记载不详而导致后世对和珅“功罪不明”，无法辨别其奸臣本质。他要求史书必须如实、详尽地记载和珅的罪愆，以“信今传后”。
同期《清史稿》的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指出嘉庆帝是因列传“事迹疏略”，未能载明高宗（乾隆）对和珅的多次谴责，因而下诏申饬。这充分说明，十五年过去，嘉庆帝对和珅的定性没有丝毫动摇——他依然是“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的国之巨蠹。
后世之所以会产生“嘉庆后悔”的猜想，或许与嘉庆朝乃至其后清朝国势的日趋衰落有关。面对财政困窘、吏治腐败、民变迭起的局面，人们可能会不自觉地怀念起那个据说善于理财、办事干练的和珅。然而，这种联想忽略了根本性的问题：和珅的贪腐数额之巨，几乎相当于朝廷数年岁入，其对吏治风气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其权倾朝野，结党营私，更是对皇权构成了直接威胁。
嘉庆帝作为守成之君，其执政后期虽面临重重困境，但扳倒和珅这一决策本身，是清除前朝积弊、巩固统治根基的必要之举。将王朝中衰的复杂原因，简单归咎于处置了某一位权臣，或幻想留用他能改变国运，无疑是片面的历史观。嘉庆帝对《和珅列传》编纂的严苛要求，恰恰证明他希望历史记住的，是一个被彻底钉在耻辱柱上的奸臣形象，而非任何可能引起争议的模糊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