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与西夏的长期对抗中，韩琦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成为抵御西夏入侵的关键人物。他不仅面对强敌李元昊的挑战，还通过一系列战略调整和实际行动，稳固了陕西边防。本文将深入探讨韩琦的军事策略，分析他如何抵御西夏，并揭示其指挥艺术背后的智慧。
自景祐五年起，原臣服于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自立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这导致与西夏接壤的陕西地区军事形势骤然紧张。宝应二年，韩琦刚从四川返回京城，即刻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的紧迫状况，随后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抵达陕西后，他目睹苛捐杂税沉重，百姓生活困苦，毅然决定免除这些负担，以稳定民心。
康定元年正月，李元昊率军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因失职被降职调离，韩琦则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被贬至越州的范仲淹。他在上呈仁宗的奏章中坚定表态：“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同时，他还为被诬陷的刘平宗族子弟申辩冤屈。
五月，韩琦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负责泾原路防务，范仲淹则主管鄜延路。在对付西夏的策略上，三人存在明显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主张主动进攻，与西夏军决一死战。他认为拖延时日会导致财政枯竭，难以支撑，且分兵诸路易被敌军逐个击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寻找机会出击，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面对不同意见，夏竦难以决断，便派韩琦、尹洙前往开封，将攻守两种策略呈报朝廷，请仁宗定夺。仁宗幻想一举解决西夏问题，最终决定采用韩琦的进攻策略，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计划在庆历元年正月发动进攻。后根据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时节出兵。
庆历元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试图向宋军诈和，但被韩琦识破。他随即命令诸将加强防守，以防不测。然而，二月时，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直逼怀远城。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阻击。出发前，韩琦向任福详细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他再三叮嘱：“如果违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处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取得小捷后，贪图战功而轻敌冒进。夏军佯装败退，沿途遗弃物资，引诱宋军深入。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当时，夏军在好水川内放置了几个木盒，宋军听到盒中有鸟叫声，不敢轻举妄动。任福命令打开后，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实为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惊疑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将士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奋战后仍遭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余人阵亡。
韩琦得知战败消息后，立即下令撤退。在半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围在他的马前，拿着旧衣和纸钱招魂，哭诉道：“你从前跟随招讨出征，如今招讨回来而你死了，你的魂识也能跟着招讨回来吗？”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无法前行。好水川之败，虽非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和用人不当，使他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失败责任，撤去夏竦职务，韩琦和范仲淹也被调职。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各自设帅臣，韩琦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庆历二年四月，朝廷为四路帅臣换职为观察使，范仲淹等人拒绝接受，只有韩琦同意任秦州观察使。
闰九月，宋军又在定川寨遭大败，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十一月，朝廷命韩琦恢复旧职，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屯驻泾州，共守西陲。此时，韩琦注意到从禁军宿卫而来的东兵不耐劳苦，遂奏请增添土兵替代戍守，并修筑德顺军，以作为萧关、呜沙道路的屏障。
自好水川惨败后，韩琦开始信服范仲淹的防守策略，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他们守边时间最长，名重一时，深得朝廷倚信，天下人称之为“韩、范”。这一时期的合作，有效巩固了陕西防线，为宋朝赢得了喘息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