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八月，朝鲜半岛南部的白江口（又称熊津江口）水域，一场决定东亚命运的海战即将爆发。倭国（当时尚未改称日本）联合百济残军，集结千余艘战船、五万余人，意图一举击溃唐朝在半岛的军事存在。然而，面对大唐将领刘仁轨率领的不足两百艘战船、万余将士，这支看似庞大的联军却遭遇了毁灭性打击。这场战役不仅奠定了唐朝在东北亚的霸权，更直接推动了倭国向“日本”的转变。
数量优势并不等同于战力优势。倭军虽拥有千艘战船，但其船只多为中小型板屋船，长度约二十米，结构简单、防御薄弱，在开阔海域更像大型渔船。反观唐军舰队，以楼船与艨艟为核心。楼船高达三层，船体巍峨如移动城堡，可搭载大量士兵与远程器械；艨艟则覆以生牛皮，船首装有坚固冲角，专司撞击与近战。这种“巨舰对轻舟”的装备代差，使得唐军能在接战后迅速形成局部包围，以碾压之势摧毁倭船。
此外，唐军水师经历了隋末至贞观年间的多次水战锤炼，战术体系成熟。士兵普遍配备明光铠、横刀、弩机等精良装备，且训练有素。而倭军虽经“大化改新”初步整合，但军队仍由各地豪族私兵拼凑而成，甲胄简陋，协同作战能力低下。这种从硬件到人员的全面差距，为战役结局埋下了伏笔。
白江口之战中，唐军指挥刘仁轨展现了高超的海战指挥艺术。他并未因兵力劣势而固守，反而主动利用水道地形，将舰队分为数个战术编组，相互策应。当倭军船只因数量庞大而拥挤于江口时，唐军迅速以艨艟切入其阵型间隙，分割倭军船队。
更为关键的是，唐军多次采用火攻战术。据史料推断，唐军很可能使用了搭载油脂、薪柴的引火船，或由弩箭发射火箭，点燃倭军木制战船。倭船密集且缺乏有效防火手段，火势迅速蔓延，导致舰队陷入一片混乱。与此同时，唐军楼船凭借高度优势，以弓弩、投石进行远程压制，进一步瓦解了倭军组织。反观倭军指挥层，盲目自信于兵力数量，缺乏应变预案，在唐军灵活的战术打击下迅速崩溃。
战前，百济与倭国内部已矛盾重重。百济王扶余丰因猜忌大将鬼室福信功高震主，竟在战前以谋反罪名将其诛杀。鬼室福信本是百济抵抗军的核心将领，其部众熟悉地形、战力较强。此举不仅使联军失去一员悍将，更导致百济军心涣散，各部族势力疑虑重重，难以全力协同作战。
倭国方面，虽由阿倍比罗夫等将领统军，但各豪族势力在指挥上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调度。这种“联而不合”的状态，在遭遇唐军猛烈攻击时迅速暴露弊端：前线船只溃退时，后队无法有效支援或重组防线，反而互相阻塞水道，加剧了败退的混乱。内部分裂，可谓未战先败。
白江口惨败彻底击碎了倭国争夺朝鲜半岛的野心。主导政权的天智天皇（原中大兄皇子）深刻认识到与唐朝在国力、科技、军事上的巨大差距。为摆脱战败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并表达对中华文明的仰慕，倭国在此后数十年间逐步推动国号更替。据《旧唐书》记载，倭国因“国近日所出”，遂改称“日本”。这一更名不仅是外交上的重新定位，更标志着其全面转向学习唐朝制度、文化的开始。
此后，日本持续派出遣唐使，系统学习唐朝的律令、建筑、文学乃至服饰饮食，推动了“大化改新”的深化。白江口之战因此成为东亚权力秩序的关键转折点：唐朝确立了此后数十年的区域主导权，而日本则在受挫后选择了一条吸收、模仿并最终本土化的发展道路，深刻影响了其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