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3年，襄阳与樊城相继陷落，南宋苦心经营的长江中游防线彻底崩溃。元军统帅伯颜挥师东下，一场决定华夏命运的战略总攻就此拉开序幕。这场战役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更是两个文明、两种治理体系的终极碰撞。
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军铁骑踏入建康（今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失守，意味着南宋失去了长江下游最重要的战略支点。建康留守赵潽的弃城而逃，都统制徐王荣等人的开城请降，不仅是一次军事失利，更严重打击了江南军民的抵抗意志。元军随即攻占镇江，控制江东，并派大将阿术渡江进围扬州，在瓜洲修筑工事，彻底切断了淮东宋军南援临安的通道。
南宋立国，素来“以长江为防线，两淮为藩篱”，而“重兵皆驻扬州，临安倚之为重”。扬州的被围与两淮地区的失守，使都城临安如同失去外壳的软体，完全暴露在元军的兵锋之下。此时的元军经过休整，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已处于战略进攻的绝对有利地位。
面对大军压境，南宋朝廷内部却陷入了主战与主和的激烈党争，决策层举棋不定，朝令夕改。尽管朝廷多次下诏命令各地军队“入卫临安”，但此时荆湖、川陕战场自顾不暇，两淮精锐又被元军阻隔在长江以北。最终，只有郢州张世杰、江西文天祥等将领，以及部分两浙、福建的地方厢军赶到临安。这些零星的、缺乏统一指挥的增援，在元军强大的野战军团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扭转战略颓势。
1275年夏，南宋朝廷为打破困局，策划了一场大规模反击。主战派将领张世杰集结水师主力于镇江以东的焦山江面，计划与扬州李庭芝、镇江张彦三路并进，与元军决战。然而，战役尚未开始，协同就已失败：扬州宋军未能按时抵达，镇江守将张彦更是拒不发兵。张世杰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
元将阿术、张弘范等占据石公山高地指挥，采用水陆夹击、火攻破敌的战术。元军乘风发射火箭，南宋水师数百艘战舰陷入火海，阵型大乱。经过激战，宋军全军覆没，损失战舰七百余艘。焦山之战的惨败，标志着南宋最后一支可机动作战的精锐水师覆灭，朝廷彻底丧失了长江控制权，求和与南逃的议论甚嚣尘上，灭亡已进入倒计时。
同年七月，元世祖忽必烈下定最后决心，命令伯颜直取临安。伯颜制定了精密的“三路会攻”计划：西路由阿剌罕率领，出建康，攻溧阳，取独松关；东路由董文炳、张弘范率水师沿江入海，迂回至杭州湾；伯颜亲率中路主力，出镇江，攻常州、平江。三路大军最终会师于临安城下。
其中，常州保卫战尤为惨烈。常州是临安北面的最后屏障，守将姚岩、王安节率军民殊死抵抗。元军筑台炮轰，火箭焚城，最终架云梯攻入城内。城破后，伯颜下令屠城，仅七人幸免。前来救援的文天祥部将尹玉、麻士龙等亦力战而亡，僧兵首领万安、莫谦之率五百僧兵赴援，全部战死，写下了宋元战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三路大军完成合围。东路军董文炳部在招降长江口的朱清、张瑄海上武装后，自海道逼近钱塘江口，彻底封锁了南宋朝廷从海上逃亡的路线。西路军攻破天险独松关，打开了临安的北大门。
在大军围城的绝境下，南宋朝廷陷入最后的混乱：丞相陈宜中主张航海避敌，张世杰、文天祥主张背城一战，但朝廷已无兵可用，求和亦遭伯颜拒绝。最终，太皇太后谢道清携年幼的宋恭帝赵显奉传国玉玺及降表出降。伯颜入城，下令禁止杀掠，封存府库图籍，将宋帝、后妃、宗室及百官监护北迁。至此，享国一百五十三年的南宋朝廷正式宣告灭亡，临安之战画上了句号，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这场战役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覆灭，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政治格局。它标志着延续数百年的唐宋变革期彻底结束，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主导的、融合多元文化的新大一统时代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