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三分之势渐成。益州牧刘璋因汉中张鲁的军事压力与北方曹操的潜在威胁而深感不安。谋士张松献策，主张引入刘备势力以图自保。公元211年，刘璋正式邀请刘备率部入蜀。初期双方关系融洽，刘璋不仅增拨兵马，更委任刘备督领白水军，意在共击张鲁。然而，刘备进军至葭萌关后，便停滞不前。至建安十七年（212年）十二月，刘备与刘璋彻底决裂，拉开了“益州之战”的序幕。
战事开启后，刘备军一路向成都推进，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核心将领亦相继率军入蜀支援。然而，在进军途中，刘备大军于雒城遭遇顽强抵抗，战事在此陷入长达一年的僵局。直至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刘备最终完成对成都的合围，刘璋被迫出降。由此可见，刘备自入蜀至全取益州，历时近三年，过程颇为艰辛。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是：当刘备主力深陷益州战场，尤其是雒城受阻之时，雄踞北方的曹操为何没有趁机南下，进攻兵力相对空虚的荆州呢？
事实上，当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时，曹操的战略重心正聚焦于关中地区。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曹操以讨伐汉中张鲁为名，派遣钟繇、夏侯渊率军进入关中。此举引发了关中诸将马超、韩遂等人的疑惧，他们联合起兵反曹。曹操随即命曹仁进军，双方对峙于潼关，著名的“渭南之战”就此爆发。此役曹操虽以智谋取胜，初步控制了关中，但西北边患远未根除。
马超在战败后迅速重整旗鼓，于建安十七年（212年）兼并陇上诸郡，其势力直至公元213年才被彻底击溃，被迫南投汉中张鲁。而韩遂的势力更为持久，即便到建安二十年（215年），刘备已定益州，韩遂仍能集结羌胡兵力发动反击。西北地区此起彼伏的战乱，持续牵制着曹操的大量精锐兵力，使其难以在刘备入蜀的关键时期抽调主力南下荆州。
与此同时，曹操正忙于其内部权力结构的顶层设计。建安十七年（212年），汉献帝授予曹操“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特权，仿汉初萧何旧例。次年（213年），曹操更进一步，受封为魏公，建立魏国，定都邺城，并获得加九锡的殊荣。这不仅是荣誉，更是构建独立于汉廷的政权框架的关键一步，旨在为日后曹氏代汉奠定坚实的法统与官僚基础。
然而，此举并非毫无阻力。核心谋士荀彧就曾以“匡朝宁国”、“君子爱人以德”为由明确反对曹操进爵国公，最终触怒曹操而失势。这反映出曹操集团内部，尤其是忠于汉室的力量依然存在。在后方政治整合尚未完全稳固、反对暗流仍需平息之时，曹操若贸然发动对荆州的大规模远征，恐将给予内部反对势力可乘之机，风险极高。
除了西北战事与内部整合，来自江东孙权的强大压力，是曹操无法忽视的另一个战略方向。自赤壁之战后，曹操逐渐将战略重心东移。建安十八年（213年），正当刘备在益州与刘璋激战正酣时，曹操亲率大军（号称四十万）南征孙权。双方在濡须口展开激战，相持月余。虽然曹操初战得利，但水军受挫，加之春雨江水上涨，最终被迫北还。
这场战役清晰地表明，孙权是曹操必须全力应对的主要对手之一。合肥作为曹魏插入江东防线的一颗钉子，更是双方反复争夺的战略焦点。在此背景下，即便荆州关羽守军因支援刘备而有所削弱，曹操也绝不敢轻易举兵南下。因为一旦荆州战事不能速决，孙权极有可能趁虚猛攻合肥，使曹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赤壁之战的教训记忆犹新。
综上所述，刘备在益州鏖战的数年，正是曹操忙于多线应对的关键时期：西北有马超、韩遂余部反复搅动；内部有称公建国、整合权力的政治工程；东方则面临孙权集团的持续军事压力。这三重因素共同编织了一张战略牵制网，使得曹操虽有心扩张，却无力在刘备最脆弱的时机偷袭荆州。历史往往由多方博弈共同书写，益州之战的结局，不仅取决于刘备的坚持与诸葛亮的谋略，也与曹操当时面临的复杂局势息息相关。直到刘备平定益州，曹操才终于腾出手来，发动了对汉中张鲁的战役，旨在遏制刘备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张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