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失荆州、败走麦城的消息传至成都，蜀汉举国震动。表面上看，刘备倾全国之力东征是为义弟复仇，但深层考量远不止于此。荆州不仅是诸葛亮《隆中对》战略中“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关键支点，更是连接益州与中原的战略走廊。失去荆州意味着蜀汉被彻底锁在益州盆地，北伐中原的梦想几乎破灭。此时曹丕刚刚篡汉称帝，天下正统出现真空，刘备以汉室宗亲身份急需一场胜利来彰显正统地位、凝聚人心。然而这场被后世称为“夷陵之战”的战役，却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章武元年七月，刘备亲率四万余精锐沿长江东进。初期战事颇为顺利：蜀军先锋吴班、冯习在巫县击破吴军李异部，进而占领秭归。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并未选择顺江直下，而是采纳黄权建议，命其率水军控制江面，自领陆军沿南岸山地推进，形成水陆并进之势。这种谨慎布阵本为防备吴军水战优势，却也为后续困境埋下伏笔。
当蜀军推进至夷陵猇亭一带时，陆逊已收缩防线，依托险要地形构筑防御体系。此时蜀军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战线拉长导致补给困难，二是江南盛夏酷暑导致士卒疲敝，三是吴军坚壁清野难以速战速决。刘备为避暑热，竟将营寨移入山林，连营七百余里，这个决定后来被诸葛亮评价为“犯兵家之忌”。
闰六月，陆逊捕捉到战机。他先派小股部队试探性进攻蜀军前沿营寨，发现其营寨皆以木栅构筑、且依林而建。是夜东南风起，吴军士卒各持茅草火种，突袭蜀军大营。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蜀军四十余营瞬间陷入火海，史载“死者万数，塞江而下”。
这场大火与三十四年前赤壁之火形成诡异呼应：同样是长江战场，同样是东南风助火攻，同样是弱势一方逆袭。但夷陵之火更具象征意义——它烧毁的不仅是蜀军精锐，更是刘备集团二十年来积累的战略资本。赵云虽及时赶到救援，但蜀军战船、粮秣、器械损失殆尽，多年培养的中层将领大量阵亡，这些损失远非兵力数字所能体现。
从军事地理看，刘备在长江三峡地区展开大军实属冒险。该地段江面狭窄、两岸峭壁林立，大军难以展开，天然适合防守方实施火攻。从气候条件看，夏季长江流域多东南风，且气候干燥，为火攻提供客观条件。从心理层面分析，刘备连胜之下产生轻敌情绪，忽视陆逊“忍辱负重、后发制人”的作战风格。
更关键的是战略层面的失误：其一，未联合曹魏形成夹击之势，反而让孙权抢先向曹丕称臣，解除后顾之忧；其二，放弃水陆并进优势，将陆军置于山林险地；其三，战役目标模糊，既想夺回荆州又想歼灭吴军主力，导致兵力分散。这些失误共同酿成这场“蜀汉国运的滑铁卢”。
夷陵战败引发连锁反应：军事上，蜀汉失去东出通道，被迫困守益州；政治上，刘备白帝城托孤，蜀汉进入诸葛亮主政时代；外交上，孙权虽获胜却两面受敌，不得不继续向曹魏称臣。值得注意的是，战后三国形成微妙平衡：曹魏实力最强但需两面防守，东吴占据荆州却与蜀汉结仇，蜀汉最弱但握有政治正统旗帜。
这场战役还催生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重要经验总结。后世兵家常以“夷陵之败”警示远征作战的补给难题、山林扎营的火攻风险、以及“怒而兴师”的决策危害。陆逊创造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战法，也成为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