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天下动荡，流民四起。在永嘉五年至建兴三年间，一场以杜弢为首、席卷荆湘地区的流民起义，成为这段混乱历史中不容忽视的篇章。这场起义并非偶然的暴动，而是长期压迫与生存危机下的必然爆发。
永嘉年间，大量来自巴蜀地区的流民为躲避战乱，辗转聚集于荆州、湘州一带。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安置与同情，反而屡遭当地官吏与豪强的欺凌与侵夺。流离失所的生活已足够艰难，而系统性的歧视与压迫更将他们逼至绝境。晋永嘉五年春，湘州刺史荀眺的一纸命令，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意图以“造反”为名，将辖内数万家流民全部诛杀。在“坐以待毙”与“奋起反抗”之间，流民们选择了后者。四、五万户流民在生死关头揭竿而起，并共同推举素有才名的蜀人、时任晋朝醴陵县令的杜弢作为领袖。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兼领湘州刺史，正式举起了反晋大旗。
起义之初，杜弢军势如破竹。同年四月，起义军进攻湘州治所长沙，五月即攻克该城，刺史荀眺弃城逃往广州，途中被起义军擒获。面对晋廷的军事压力，杜弢曾一度采取灵活策略，伪降于晋征南将军山简，并受任广汉太守。但这并未改变其反抗的本质。他随后率军击杀了前来进攻的湘州官员郭察，并南下攻破零陵、桂阳，向东进击武昌，所到之处，诛杀了不少晋朝官吏，极大地动摇了西晋在荆湘地区的统治。
永嘉六年，晋荆州刺史王澄多次进攻杜弢，均告失败。掌握江东实权的琅琊王司马睿派遣周顗接任荆州刺史，同时，建平地区的流民傅密等人也率众投奔杜弢，义军声势一度复振。杜弢麾下别将王真（一说王贡）袭击沔阳，致使周顗失守，局势再度紧张。
为此，晋征讨都督王敦调动多方力量进行围剿：命武昌太守陶侃、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等率军合力镇压，自己则屯兵豫章作为后援。建兴元年八月，杜弢率军将周顗围困于浔水城，陶侃遣将救援，杜弢退保冷口。随后，陶侃部将朱伺于途中大破义军，杜弢被迫撤回长沙。陶侃接任荆州刺史后，继续率周访等人进攻，再次给予起义军重创。
战事进入相持与消耗阶段。建兴二年三月，杜弢部将王真袭击陶侃于林障，陶侃退往滠中，幸得周访救援而脱险。至建兴三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发动总攻。历经数十战，起义军伤亡惨重。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下，杜弢曾向司马睿请求投降，并被任命为巴东监军。然而，晋军将领并未停止进攻，出尔反尔的围攻使得杜弢愤怒至极，他杀死晋前南海太守王运，再次举起义旗。
他派遣部将杜弘、张彦攻陷豫章，但随即遭到周访反击，张彦被杀，杜弘败走临贺。同年八月，在陶侃的持续进攻下，杜弢部将王真于阵前投降，导致起义军彻底溃散。杜弢本人在逃亡途中去世（一说被杀）。随后，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这场持续四年、波澜壮阔的流民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杜弢起义是西晋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典型缩影。它揭示了在王朝末期，统治阶层的腐败与失政如何将边缘群体逼上反抗的道路。尽管起义失败了，但它与同时期其他的流民起义一道，沉重打击了西晋王朝在南方统治根基，加速了其分崩离析的进程，也为后续的历史演变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