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宫廷规模空前宏大，其中尤以唐玄宗时代最为鼎盛。据史料记载，当时后宫宫女数量竟达四万之众，这一数字不仅反映了唐代宫廷的奢华，也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制度与女性命运。
中国古代后宫制度历经千年发展，至唐代已形成完备体系。早在太宗时期，长安宫廷内的宫女已有数万人，这还不包括东都洛阳的配置。到了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国力强盛与社会稳定，宫廷规模进一步扩大，最终达到了“宫嫔大率至四万”的惊人规模。这种数量的激增，既与玄宗晚年的享乐倾向有关，也与唐代宫廷管理制度的发展密切相关。
采选是唐代宫女最主要的来源渠道，这一制度可追溯至东汉时期。每年八月，朝廷会派遣专门官员到各地选拔13至20岁之间的良家女子。这些女子需容貌端庄、品行优良，经过层层筛选后被送入宫廷。
唐初对此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贞观年间，朝廷明确规定不再从“微贱之族”或“刑戮之家”选女，转而注重“良家女”的选拔。这一变化体现了统治者对后宫素质的重视，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等级观念的强化。
玄宗时期，采选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天下太平，皇帝派遣被称为“花鸟使”的宦官到各地广泛选美。这些使者权力极大，可随意进入百姓家中挑选女子，导致许多家庭骨肉分离。被选入宫的女子大多终身为婢，仅有极少数能获得皇帝宠幸，这种制度给民间带来了深重苦难。
籍没是指将罪犯家属收入宫廷为奴的刑罚制度，这在唐代被严格执行。无论是谋反重罪还是其他重大案件，涉案人员的女性家属往往被没入掖庭。
历史上著名的上官婉儿就是籍没制度的典型代表。因其祖父获罪，尚在襁褓中的婉儿便与母亲一同被没入宫廷。后来她凭借卓越才华在武则天和中宗两朝崭露头角，成为罕见的女官。肃宗皇后吴氏同样因父亲犯罪而被选入宫廷，最终成为皇室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对籍没制度的执行相当严格，连皇室宗亲的家属也不能幸免。这种制度不仅是一种刑罚，也成为宫廷人力资源的重要补充渠道。
除了制度化的选拔，进献也是宫女来源的重要方式。这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外国进贡、公主进献和臣子奉献。
唐代作为当时世界的中心，周边国家常以进献女乐等方式表示臣服。新罗、康居等国都曾向唐朝进献过擅长歌舞的女子。这些异域女子为宫廷带来了多元文化，也丰富了皇室的艺术生活。
公主进献在唐代形成了一种特殊风气。太平公主开创此先例后，多位公主效仿，直至敬宗时期才明令禁止。臣子进献则多出于政治目的，通过进献才艺出众的女子来讨好皇帝，谋求政治利益。
对于具有特殊才能的女子，皇帝会下诏直接征召入宫。这类女子往往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有杰出才能。
最著名的当属宋氏五姐妹，她们出身儒学世家，才华横溢，被德宗召入宫中后，历仕六朝，在宫廷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若昭官至尚宫，被多位皇帝尊称为“先生”。
民间艺人也有机会通过征召进入宫廷。代宗时期的张红红原为街头卖唱者，因歌声动人被召入宜春院，成为备受宠爱的“记曲娘子”。这种不拘一格的选拔方式，为宫廷注入了新鲜血液。
唐代宫女的来源渠道多样，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入宫，大多数女子的命运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她们在深宫高墙内度过漫长岁月，与外界隔绝，仅有极少数人能改变命运。白居易在《上阳白发人》中描绘的“入时十六今六十”的宫女形象，正是这数万宫廷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女子的集体命运，不仅是个体生命的轨迹，更是唐代社会制度与文化特征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