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拜丞相，封武乡侯，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誓言，从个人成就与历史地位来看，诸葛亮的选择似乎不应有悔。在蜀汉政权中，他不仅执掌军政大权，兼任益州牧管理地方，更被后主刘禅尊为“亚父”。纵观历史长河，能在乱世中同时获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军事实权与道德声誉者，实属凤毛麟角。
建安十二年，26岁的诸葛亮在南阳躬耕陇亩，常自比管仲、乐毅。此时北方曹操已平定袁绍，麾下谋士如云，新人难以骤居高位；江东孙权帐下，张昭、周瑜等元老地位稳固，晋升需漫长积累。至于刘表、刘璋、张鲁等诸侯，或缺乏识人之明，或胸无大志，皆非良主。
反观刘备，虽颠沛流离却胸怀复兴汉室之志，更以“求贤若渴”闻名。诸葛亮加入时，刘备集团正处于战略蓝图构建的关键期，这为诸葛亮提供了直接参与核心决策、施展毕生所学的历史性机遇。这种“雪中送炭”式的加盟，远比在成熟势力中“锦上添花”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然而，若以“兴复汉室”的终极目标衡量，诸葛亮或许确有隐痛。刘备集团曾拥荆州、益州、汉中三地，人口逾二百万，文有诸葛亮、法正，武有关张赵马，正是实施《隆中对》两路北伐战略的黄金时期。但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接连的战略失误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困守西南，再无问鼎中原之力。
更微妙的是白帝城托孤的安排：刘备同时任命诸葛亮与李严为托孤大臣，李严兼任尚书令与中都护，执掌行政与军事要职。这种权力制衡的布局，与诸葛亮此前总揽军政的地位形成对比，或许折射出君主对权臣的本能防范。对于为实现共同理想付出半生心血的诸葛亮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深层的遗憾。
从宏观视角看，诸葛亮的选择体现了乱世英才的典型困境：在理想与现实、机遇与风险间寻求平衡。他选择刘备，本质是选择了一个能够完全施展才华的舞台，即便这个舞台最初并不华丽。而后期战略的受挫与权力关系的微妙变化，则是历史进程中个人意志与时代局限交织的必然产物。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晚年六出祁山的执着，或许正是对这种“遗憾”的终极回应——即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要以行动践行最初的承诺。这种精神超越了成败得失，成就了其穿越千年的文化符号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