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门阀林立、清谈风盛的东晋政坛，有一位以“安贫守约，不求名位”著称的官员，他便是太原晋阳人王述。他的一生，恰如乱世中的一方磐石，不随波逐流，以沉静简朴的品格和务实敢言的作风，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王述，字怀祖，出身名门，乃东海太守王承之子。他年少失怙，却以孝侍母闻名。在那个崇尚浮华与辩才的时代，年轻的王述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安于清贫，不慕虚名，性格沉静寡言。当宾客们高谈阔论、竞相展示机锋时，他常默然静坐，因此甚至被人误认为“痴呆”。直至三十岁，他仍名声不显。
后来，他凭借门荫入仕，被族中长辈、司徒王导征召。一次见面，王导只问他江东米价，王述瞪眼不答，反而在另一次众人争相奉承王导时，正色道：“人非尧舜，岂能事事都对！”这番不卑不亢的直言，让王导刮目相看，感叹其清高尊贵、简朴刚正，颇有祖上遗风，只是心胸稍欠开阔。这“心胸欠开阔”的评价，恰恰从侧面印证了王述原则性强、不轻易妥协的个性。
王述的仕途始于地方，曾任宛陵县令，后出任临海太守、会稽内史等职。他为政清正严明，主张“清静无为”，所治之处秩序井然。他的务实不仅体现在行政上，更体现在重大决策的谏言中。
当时，镇守武昌的庾翼因府第屡现“妖异”，竟打算劳师动众迁移治所。王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庾冰，力陈迁镇之弊。他从国家战略、军需供给、应急响应等多个角度，透彻分析了武昌作为长江中游枢纽的重要性，并引用历史上秦朝修长城、周宣王焚弧矢反而招祸的典故，指出盲目迷信、因个人好恶而兴师动众，乃“自寻失误”。这番有理有据、立足国本的谏言，最终说服了庾翼，停止了这场无谓的迁徙，为朝廷节省了大量民力国力。
王述的刚直与真率，在官场礼仪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官员接受任命，照例要谦让一番以博美名。但王述每次受职，从不虚情假意地推辞。他的儿子王坦之曾劝他循例谦让，他反问道：“你认为我无法胜任吗？”在得到否定回答后，他直言：“既然能胜任，为什么要辞让！”这种“受职不辞”的作风，在当时可谓特立独行，连简文帝都评价他“凭真诚直率便足以匹敌于人”。
他的真率也体现在家事上。当权臣桓温想为儿子向王坦之求婚时，王述勃然大怒，将坐在膝上的儿子推下，斥责道：“你竟痴呆了吗？岂可畏惧权贵而将女儿嫁给武夫！”他毫不掩饰对桓温的鄙夷，断然拒绝了这桩可能带来荣华富贵的联姻，维护了家族的清誉与骨气。
王述不仅有原则，更具政治远见。桓温收复洛阳后，声势大振，趁机提出迁都洛阳的动议，意图以此进一步操控朝廷。满朝文武忧心忡忡，王述却一眼看穿了桓温的虚张声势。他冷静指出，这不过是桓温威慑朝廷的手段，并非真心，建议朝廷表面依从。果不其然，迁都之议最终不了了之。后来桓温又想搬运洛阳旧宫钟架，王述又巧妙驳斥，认为当务之急是规划收复山河，而非搬运这些象征物，再次挫败了桓温彰显功绩的意图。
晚年，王述因年迈多次上书请求致仕，甚至引用曾祖父王昶书信中不愿“迷恋仕途”的训诫，表明归隐之志。朝廷虽未准许，但他已因病无法理政。太和三年（公元368年），这位官至尚书令的一代名臣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朝廷追赠其侍中、骠骑将军等荣衔，并赐谥号为“简”。这个“简”字，可谓对他一生“简朴刚正、清静务实”品格最精炼的盖棺定论。
纵观王述一生，他并非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政坛明星，却以独特的沉静、简朴、刚直和务实，在浮躁的东晋官场中树立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典范。他不慕虚名，不惧权贵，凡事以国家实利与原则为本，其风骨与智慧，至今仍值得深思。
